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强调，“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结合反腐败司法合作实践和国际规则，笔者认为，要有效开展海外追逃追赃，最终实现国际合作目标，应当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加强国内资源的协调与整合，形成合力；二是如何充分运用好司法合作渠道，最终实现境外追逃追赃的目的。

　　在国内资源协调与整合方面，主要通过中央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协调机制，整合检察、外交、公安、审判和司法行政等资源，中央主管机关和地方办案单位各司其责。各方面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合力。2014年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成立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但是，如何利用国际合作资源取得实际成效是目前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瓶颈和难点。一些职务犯罪境外追逃追赃案件难以突破，究其原因主要是：不懂得或者不善于运用国际司法合作规律、策略和方式，照搬国内办案思维和模式处理涉外案件，过分依赖国际刑警作用。实际上，国际刑警组织在国际追逃追赃中的作用并非万能，其对逃犯采取的红色通报等羁押或扣押措施都属于临时性的。一般情况下，尤其是我国贪官外逃目的地比较集中的西方国家，红色通报并不能发生直接遣返或归还赃物的法律效力。即使国际刑警组织采取了相关措施，多数国家要求必须通过正式的司法合作渠道，才能予以配合。

　　国际社会普遍做法

　　按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境外追逃追赃要必须严格遵从司法合作的国际规律和规则。多数国家的刑事司法国际合作法、刑事司法协助法或引渡法都明确规定，检察官是对外开展刑事司法合作的主体，并确立了检察官主导国际合作的原则。我国贪官外逃的主要目的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法律均作了相关规定。以我国缔结的51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为例，各国开展刑事司法协助中央机关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指定司法部的同时，指定总检察署作为中央机关（如俄罗斯、葡萄牙等国），可以直接开展国际合作的，目前有13个国家。二是指定司法部作为中央机关（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但这些国家的司法部长往往兼任总检察长或在司法部内设检察部门，其国际合作主要通过其内设的总检察长办公室或委任的检察官开展工作。总之，通过发挥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在司法合作中的职能作用，尤其充分运用引渡、刑事司法协助等方式开展境外追逃追赃，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善于运用司法合作国际规则

　　《决定》强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笔者认为其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积极参与有关反腐败国际合作条约、公约和规则的制定，通过参与谈判、起草、缔结或批准加入双边条约或多边公约，将我国对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主要关切、意愿体现在国际规则中。二是依据上述条约、公约和规则，在进一步加强双边司法合作的同时，重点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公约》等多边公约开展司法合作，综合运用公约设定的刑事定罪与执法、国际合作、资产追回等机制，积极推动国内法与公约接轨。三是遵循并善于运用司法合作的国际规则、规律，开展我国境外追逃追赃工作。

　　此外，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国际合作的实践，还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在继续重视国际刑警组织在查找潜逃犯罪嫌疑人、采取临时羁押等控制措施的基础上，积极寻求通过司法合作方式，重点研究引渡措施的运用。

　　其次，加强与有关国家移民当局的执法合作，研究运用非法移民遣返程序，实现境外缉捕的目的。

　　第三，运用好我国缔结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的“没收事宜国际合作”“资产返还”条款，利用好外国犯罪所得追缴合作法，实现境外追赃。

　　第四，进一步完善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完善公告送达，以及相互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没收裁判制度，实现我国境外追赃的目的。

　　第五，我国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要注意采取劝返和劝缴措施，促使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自愿回国自首，主动退赔涉案资产，降低国际合作的成本。

　　检察机关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都是我国开展国际司法合作的职能机关，其国际合作职能具有国内法和相关国际条约或公约的依据和保障。鉴于许多国家，尤其是外逃目的地较为集中的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确立了检察官主导国际合作的原则，因此，在开展引渡、刑事司法协助等司法合作事务中，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应当相互支持配合，协同作战。同时，还要积极遵循司法合作的国际规则和规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好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协助中央机关以及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中主管机关和职能机关的作用。（作者为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联络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