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我”与“法”的关系，摆正“我”与“法”的位置，真正把对法规制度的信仰敬畏铭刻在心，实为当务之急

　　曾听有的领导干部发雷人之语：“都按条令条例办，还要我干什么？”言下之意，觉得个人权威可以凌驾于条令条例之上。这反映出在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时代大势下，一些领导干部仍习惯于以“人治思维”想问题办事情。

　　领导应该“干什么”？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尤需正视和回答这个问题。

　　按说，条令条例是部队正规化建设的根本依据，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官兵都必须遵守的法规制度，“都按条令条例办”无需多论；领导要抓落实的事也有很多，“还要我干什么”不应成为一个问题。然而现在之所以有人质疑，说到底是一些同志潜意识里还存有不少模糊点。比如有的认为，当领导必须“有权威”，作指示要“说一不二”，合规的要执行，不合规的也要执行，否则会影响个人威信。有的觉得，当领导必须“知权变”，都按法规制度办，无异于纸上谈兵，实际根本行不通，甚至把搞变通、打“擦边球”当成是有能力。还有的感到，当领导必须“有个性”，带部队有特殊性质、特殊要求，有个性的领导才能带出有特色的部队，什么都按条令条例来只会带出死板的部队。在这些认识的影响下，一些同志总是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带部队抓工作“任性”随意，部队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经常发生，如果不自觉克服、及时叫停，遑论法治建设，后果不堪设想。

　　法国思想家卢梭有句名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领导干部既是法治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也是执行者、参与者，只有尊崇法治推行法治的责任，而没有规避法治损害法治的权力。厘清“我”与“法”的关系，摆正“我”与“法”的位置，真正把对法规制度的信仰敬畏铭刻在心，实为当务之急。实践证明，在“长官意志”根深、“特权意识”蒂固的人那里，法规制度会像“拦路虎”一样，让他们感到碍手碍脚；而在尊崇法治思维、习惯法治方式的领导那里，却像“法宝利器”一样，让他们用起来得心应手。认识不同，结果迥异。领导干部应当把对后者的追求贯穿于为官从政的方方面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干好自己应该干的事。

　　毛泽东同志说过，当领导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领导干部应该干的首要之事，也是出好主意、作好决策。顶层设计搞好了，目标要求明确了，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真正把路线图落实好，还需要决策的“明灯”照耀前行。否则，要么走“夜路”，要么走“弯路”，要么依旧走“老路”。“如果没有战略远见，战略规划就一文不值”。受历史因素影响，当前走法治之路仍任重道远。所以，领导干部既要自我反省、自我革新，克服靠感觉爱好、习惯经验想问题抓工作，防止言重于法、权高于法、情大于法，更要重视做好调查研究，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确保依法治军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推进依法治军，归根到底要靠人。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干部，领导应该“干什么”不言自明。这里有两句老话值得一提：一句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级欣赏的干部是“人治型”还是“法治型”，“变通型”还是“原则型”，官兵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体现在工作上，部队建设也会呈现不同精神风貌；一句是“用对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用错一个人，挫伤一大片”，能否选准用好讲法治、讲原则、守规矩的干部，事关工作落实质量，事关政策激励导向，也事关依法治军的成败。战国时期，魏文侯欲求富国强兵，任用李悝为相，力主变法改革，使得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盛一时的国家；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同样成为千古佳话。今天，我们更要站在实现强军目标的高度，将遵守法规、依法办事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条件，把那些懂法治、善法治、抓法治的干部选准用好，通过鲜明的用人导向彰显法治精神，保证法治推行。

　　领导干部既是治军的重点，也是治军的难点，表率作用至关重要。如果台上讲法规、台下乱法规，自己立规矩、首先破规矩，就会产生“破窗效应”，败坏风气，损害党的形象；法治的大厦如果随处留“暗门”、开“天窗”，终会轰然坍塌、毁于一旦。所以，领导干部必须把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既遵守成文的律令，又坚守内心的道德，不留法外之地、不干法外之事、不当法外之人，以自身的表率作用引领弘扬崇法尊法、执法守法的良好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