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治国理政各方面提出的理念和采取的措施，再一次警醒全党全社会 “官如何当、政如何从”这一重大问题。实际上，政治是运用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从公共性这个政治的根本特性去把握，它要求政治领域的行动者必须超越“私性”而达至公共性的境地。确切地说，政治并不要求行动者泯灭自己的私人性欲望、要求和情感，而是说这种“私性”必须得到升华萃取，服从和服务于公共性目标。

　　政治：一项充满挑战的事业

　　政治居于人类所有活动的最顶端，是一切活动中最具挑战性的活动。从终极意义上说，政治家所面临的形势和状况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标准可引，他必须因时因地想办法、做决策，同时还要随时提防来自各方面的冷箭和恶语中伤。政治家所面临的状况一般都是崭新的，对于这些新状况的处理，不可能完全依赖于现有的知识和以往的经验，还要依赖于领导者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活动是一种冒险，领导者需要时刻准备处理新问题，同时，还要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领导活动具有前瞻性、预测性，从而具有很大的冒险性。正因为如此，思想家们常用在“未曾勘察的水域航行”来比喻政治生活，而用“船长”来比喻政治家。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看来，政治家应当被定义为拥有某种专门知识的人，“真正的国王所拥有的知识就是当一名国王进行统治的知识”。 “统治者并非那些特意要显示其政治才干的人，而是真正科学地理解统治技艺的人”。政治是一种技艺，政治的技艺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政治家就是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如同船长必须掌握航海的知识一样。对于船长而言，所有人都要听从他的安排，同时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对所有人负责，而在决定往哪个方向、以何种速度前行的问题上，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给他提出足够的建议，这一切都必须要靠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直觉作出决断。航行顺利时，群众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航行不顺利时，他则要承受唾弃和辱骂，甚至有被加害的危险。

　　政治：一项充满诱惑的事业

　　尽管充满挑战，但政治又是一项充满诱惑的事业。这种诱惑不是私人性意义上的欲望、要求和情感的满足——尽管通常包含这些成分，而是超越了私人性的自我实现的效能感、成就感与满足感。美国思想家阿伦特认为，劳动、工作和行动是人的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在古代，劳动意味着痛苦，工作意味着繁琐，只有行动才是高贵、形成城邦政治生活的基础。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指出，那些天生具有处理公共事务才能的人应该毫不犹疑地参加公职的竞争，参与指导国事的工作。因为，再没有其他方法能治理一个政府，或表现伟大的气魄了。英国政治家丘吉尔也说，有能力追逐权力，并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人最高贵的职业之一。在政治家的位置上，通过卓有成效的政治活动，使一个国家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上一个新台阶，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大幅提高，再也没有什么工作能像这项工作一样带来成就感与自豪感了。德国思想家韦伯也指出，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即使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恰当地说，只有在政治活动中，并且只有通过政治活动，人才能实现对“小我”的超越，成就“大我”，这个过程所带来的，是政治家对“自我”的再肯定、再塑造，并使一个短暂的、渺小的“自我”蜕变，定格于历史的永恒与伟大。因此，在一名古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看来，个人的德行、家族的利益必须与国家的荣誉取得一致，真正的美德只存在于为共和国服务所表现的一系列伟大行为当中，人们成功的标志，是“职务、声望、美德、荣誉和与生俱有的天才”。如果个人的行为没能导致公共的成就，那么这种行为只能是恶行而不是善行，拒绝在公共生活中担任角色的公民，不仅仅使自己蒙受耻辱，而且使自己的家族——包括已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后代——遭受亵渎。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斯认为“罗马美德”是：“勇敢、荣誉、自我克制、对神和自己祖先的虔诚以及对国家和家庭的义务感。忠于国家高于忠于其他一切。为了国家的利益，公民不仅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必要时，还要牺牲其家属和朋友的生命。 ”

　　政治：一项超越个体的事业

　　既然政治是一项充满挑战而又充满诱惑的事业，那么，敢于迎接挑战、积极追求自我的实现，就成为了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同时具备二者又能够超越私人性的人，才能恰当地称为政治家，这是一种贵族的品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又是一项贵族的事业。韦伯认为，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 “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其拥有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其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真正的具有贵族品性的政治家，必然是“为”政治而生存的人。英国思想家伯克用“自然的贵族”一词来指代他理想中的政治家：“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同胞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上，是他们的指导者；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作为神与人之间的调解人在行动，并在这样的责任感的驱使下，戒慎恐惧，严于律己；能够膺任法律和正义的执行者，并因此优先纳入人类第一拯救者的行列。”美国政治家杰斐逊也谈到了自然的贵族：“我把贵族看作是自然最珍贵的品质，对引导和信任以及社会中的政府来说都是如此。实际上，因出身而形成的社会地位上之人，是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美德和指挥来经营社会之福祉的。”根据复旦大学洪涛教授的研究：“据说毕达哥拉斯曾指出了三种生活：荣誉的、观照的和牟利的。荣誉的生活，参与到神性的游戏中的生活，就是贵族的生活，这种生活之所以是荣誉的，是因为这种生活乃是以实现人的本质为目的，观照的生活是属于诗人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这两种生活看作是幸福生活的两种形式。相反，牟利的生活，被认为是奴隶的生活，如果说，贵族的生活以追求高尚的生活为目的，那么，奴隶则以追求生存为目的，前者是讲求质的提升，后者是谋取量的增加。”亚里士多德有个经典看法：凡是属于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适用于政治生活，这句话再正确不过了。超越自我，献身公益而不计较私利，这就是政治作为一项贵族事业的根本所在。西塞罗指出，要想担任政府公职的人，不应当忘记两条：第一条，要一心只考虑人民的利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使自己的一切行为都符合人民的利益；第二条，要顾全国家的整体利益，不要只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而辜负其余的人。

　　总之，我们说政治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意在指出，凡是不具备贵族的德行，不愿或不能够超越自我达至公共性境地的人，最好远离政治，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除了带来成就感和荣誉感以外，提供不了任何额外的东西。投身于政治的回报就是政治本身。只有具备贵族德行的人，才愿意自我超越，自我节制，勇于负责，甘于奉献，从而体会到政治生活带来的美感、愉悦感与幸福感。（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