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布改革方案称，人大将严控包括官员、企业家在内在职博士生的录取比例，并缩减了包含省部级官员在内的兼职博导人数。

　　对于为何要严控、缩减那些具有官员身份的在职博士、兼职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吴晓求的相关解释，无疑显得有些委婉、含蓄，如“在职博士生，对学科发展、文献丰富做得贡献非常小”，“有些人就是官很大，没有著作和像样论文”。

　　确实，如果更直白、通俗地表达，之所以要严控缩减在职博士、兼职博导，无非还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在职博士、兼职博导，许多原本并不具备相应学术水平和能力，根本就是不够格的。

　　既然许多在职博士、兼职博导，并不真正够格，注水严重，对其进行严控缩减，当然非常必要。但问题是，仅靠诸如“控制在10%以下”之类措施，是否就足以真正有效避免不合格在职博士、兼职博导的滋生泛滥？答案恐怕并不令人乐观。

　　长期以来，在我国许多高校，之所以会大量滋生名不副实的尤其是以官员甚至高官为主体的在职博士、兼职博导，背后实际上是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环境，如在政事不分、政学不分体制背景下，囿于教育行政化、学术行政化而衍生的官员与高校之间的权学交易的环境。诚如此前不少高校教育人士曾指出的，“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党政干部，大都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在职混取研究生文凭和学位……在社会上已是公开的秘密”。

　　从官员角度来看，许多官员之所以热衷于在职博士、兼职博导这样的头衔，导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除了因为官员拥有利用自己地位和手中职权的便利外，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在文凭至上、学历崇拜的官员考核评价体制下，他们也有需要这样做的动力和压力。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一个官员是否能够升迁、升迁机会的大小，学历尤其是博士这样的高学历，往往成为不可或缺的硬杠杠。

　　事实上，如果能有效祛除上述这些土壤环境，真正在制度上确保做到，官员既难以利用手中职权，也没有动力和必要去盲目追逐博士、兼职博导这类头衔，那么是否严控缩减官员身份的在职博士、兼职博导，就会变得不再重要。因为这样一来，无论是官员攻读在职博士，还是官员兼职博导，都将仅仅取决于其真实的学术水平和能力，如是否有实际的学术贡献、著作和像样论文，而与其官员身份无关。一旦官员是纯粹出于学术志趣而选择在职读博、兼职博导，并且不干扰妨碍其正常履行公职，那显然没必要对之额外严控，甚至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