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贪官是体制的硬伤，庸官就是体制的内伤。“庸官”之恶，除个人原因，一般多与权力体制有复杂的关系。他们多是任命制下诞生的官员，荣辱升降只与上级官僚有关，长年揣摩上级意图，使唯上和服从成为他们的官场行为准则。从开始的掩饰个性，到渐渐地丧失个性，久而久之，也就成为毫无个性的权力傀儡。

　　庸官之恶败坏的不仅是官场风气和权力体制，它其实对整个社会都会形成一种辐射作用，使社会风气也变得平庸和恶俗。要想对庸官有治本之举，必须首先改变对权力的认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要用一种善治的思维取代统治的思维。

　　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出台后，对各地贪腐之风有所遏制，但庸官懒政现象依然存在，四风问题也有返潮。据新华社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四风”问题仍时有发生，有的党员干部甚至认为作风建设只是“一阵风”，心存侥幸顶风作案。不良作风积习甚深，树倒根在，一些违规行为趋于隐蔽，转入“地下”，而且花样翻新，稍有松懈，就可能死灰复燃。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920起，18673人受到处理，1135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从3月份起，这些数据总体呈现逐月上升趋势。从近期各地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例看，部分党员干部在反“四风”问题上思想认识不足、存在侥幸心理，监管部门不作为或慢作为、惩处力度弱，是“四风”顽疾难以根除，甚至屡有反弹的主要原因。不作为或慢作为就是庸治懒政的表现之一。

　　随着反腐工作的深入，一些官员为逃避责任和惩处，就以躲避偷懒来应对。在中纪委通报的案例中，除“违纪”外，工作不力、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等也成为被通报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各地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消极怠工的现象时有发生。想要治理官员的庸懒，绝非易事。

　　官场不乏庸官懒官，一直以来，因缺乏透明的惩戒和问责制度，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有过一些“治庸治懒”的尝试，却屡治屡有，也很少听到有重要官员在“治庸治懒”中被整肃撤职的。

　　近年来，社会积怨较多，除官员贪腐这个主因外，庸官懒官的不作为，也是原因之一。庸官懒官对民众的积怨和矛盾不理不睬，束之高阁。天长日久，形成了社会矛盾的大淤积，任何小事件都可能导致民众情绪的井喷。

　　何谓庸官？简单说，或思想平庸、见短识浅、不学无术，这类庸官只会讲官话套话，除揣摩上级心思、趋炎附势外，对民众诉求无动于衷，更谈不上创新意识了；或行为庸碌无能、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这类庸官做事只求明哲保身，遇到矛盾唯恐躲避不及，除扯皮推诿，绝不会主动行动；或在人事方面庸俗钻营、八面玲珑，这类庸官倒是擅于搞关系，投领导和同事所好，除投机作秀外，谁也不得罪。凡此种种，无非是说庸官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民生疾苦麻木不仁，当官的结果无非是混个脑满肠肥。

　　上世纪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就提出一个观点：平庸也是一种恶。她认为，在一些政治体制中一些平常的小官僚，因没有明确的爱憎和判别正邪的能力，这种公文机器同样可能成为恶的化身。当然，这种平庸的恶，不会像一些“极端的恶”那么容易辨识，他们往往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无理，可能除了晋升之外也无其他特殊动机，他们甚至不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不是愚蠢，而是完全没有思想。

　　这种无思想性，这种对正义与邪恶判断的麻木，同样会引发一个时代的灾难和浩劫。就像“文革”中一些运动的追随者那样，仅仅因为自己的平庸和无思想，就汇入到了一种体制的犯罪洪流中，成为那些“极端的恶”的帮凶而无知无觉。在阿伦特看来，这种平庸的恶，往往会以“换了他人也会这样”为理由，来替自己辩护。虽然体制有它的责任，但是庸官之“庸”也是一种恶，它的错误就在于放弃独立思考，心甘情愿地变成官僚层级体制的螺丝钉。

　　如果说贪官是体制的硬伤，庸官就是体制的内伤。“庸官”之恶，除个人原因，一般多与权力体制有复杂的关系。他们多是任命制下诞生的官员，荣辱升降只与上级官僚有关，长年揣摩上级意图，使唯上和服从成为他们的官场行为准则。从开始的掩饰个性，到渐渐地丧失个性，久而久之，也就成为毫无个性的权力傀儡。说到底这才是庸官的本质。他们靠唯命是从掩盖自己的平庸，他们靠泯灭个性获得上级的赏识，这也是得以晋升的仕途秘籍。长此以往，即便那些有些锐气的官员不退化为庸官，可能在体制内也难以生存。

　　阿伦特说“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她其实是在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与官员作为中的意义。因这种庸官之恶也会蔓延传染，会让整个社会和普通人都堕入其中。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这种“平庸的恶”，人人服从与默认各种体制隐含的不道德因素，虽然偶有内心不安，但却以体制和层级的强力来为自己辩解，从而消除自己的负罪感。阿伦特认为，这种“无思”导致的平庸的恶，会引发出潜伏在人类身上的所有恶的本能，它其实是那些“极端的恶”的基础。如果庸官之恶发展成一种普遍现象，即便是民众也需要罕见的勇气和真正的思考，才能不被卷入这种不假思索的恶在社会上弥漫的潮流。所以庸官之恶败坏的不仅是官场风气和权力体制，它其实对整个社会都会形成一种辐射作用，使社会风气也变得平庸和恶俗。

　　很多媒体给这种庸官现象开出了药方，认为改革官员任用体制，通过竞争、考评、问责这三种机制，能促使官员勤政和善政。这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这些做法，或许在短时期内有些效果，但长期看，仍会形成新的体制惰性，即便多了专门“治庸”的机构，只要权力模式不变，就无法真正改变庸官懒政的现象。因为这些管理模式，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权力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上。

　　要想对庸官有治本之举，必须首先改变对权力的认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要用一种善治的思维取代统治的思维。国家治理就是一种善治的思维，善治与统治的差别在于，统治的权力主体是政府部门，而善治的权力主体既是政府部门，也有民间机构和公民，是共同治理。（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