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些公务人员不积极履行职责，甚至消极怠工，即为官不为的现象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为官不为行为直接损害执政质量，危害人民利益，影响事业发展，破坏党和政府形象，危害极其严重，必须根治。根治为官不为现象，需对产生的原因作出准确判断，如果判断错误就会开错药方，形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有人根据当前强力反腐严格整风，形成了政治要求更高，党纪政纪更严，官场潜规则受到冲击，行使职权受到约束的政治生态和工作环境，而严重为官不为行为的出现在时间上与此有交集的表面现象，就认为为官不为的原因在于反腐整风造成了公务人员人人自危，挫伤了积极性。据此，开出药方是，削减反腐整风力度，以保护公务人员的积极性。此药方的大前提有误，结论也随之而错，绝不可行，否则不但无效，还有大害。

　　就廉政勤政而言，在公务人员队伍中主要可分为三种人，第一种是廉洁勤勉者，第二种是腐败者，第三种是为数最多的虽非贪腐但习惯原有环境风气者。从思维逻辑上说，廉洁勤勉者心底坦荡，“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所以，他们不会也没有必要在反腐整风中顾虑重重，心理上化主动为被动，行动上变积极为消极。腐败者害怕恶行暴露，平时尚且总要想方设法隐藏真实面目，在反腐整风过程中更知道如果消极抵制反腐整风，即会招人注意并可能由此惹火烧身。所以其中除了少数忘乎所以者外，多数人的心理和行为逻辑是意图通过刻意表现，制造勤政廉政形象，以实现自我保护。客观看，没有证据能说明廉洁勤勉者因为反腐整风而变得消极，选择不作为，而腐败者在被查处前也少有不作为问题明显的。相反，倒是有大量腐败者落马前，出于实现个人利益更大化的强烈动机，希望给人积极肯干且政绩突出的印象，而得到肯定获得职务晋升，因此不作为的表现并不明显。

　　所以，为官不为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其实是虽非贪腐但习惯原有环境风气者。原因在于，这部分人中很多缺乏追求履职高境界抵制歪风邪气的精神动力，也没有经受过严格规范行为的磨练，在长期接受各种不良影响后，形成了正确理念的认知能力与正确履职的行为能力低下的弱点。当强力反腐整风催生政治生态和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与他们一向习惯和适应的情况有了明显不同，不仅削减了之前既得利益，增加了工作难度，而且强化了问责压力，他们心理也随之变化，跟不上形势要求，既不理解，也不懂得如何在新情况下正确作为，又唯恐出错受到追究。于是，权衡个人利益的得失，从趋利避害角度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慢作为、懒作为乃至不作为，就成为现实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官不为现象的制度性、机制性、思想性、作风性根源早就存在，并非开展强力反腐整风后才无中生有。问题此时暴露，是强力反腐整风“拔出萝卜带出泥”，即拔出腐败和歪风之“萝卜”，带出认知和行为能力低下之“泥”的效果。反腐整风使问题暴露非但不是负面性质，反而具有积极意义，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改善执政能力和善治水平，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因此，意图降低反腐整风力度，以恢复一些人习惯和适应的原有工作状态，来解决为官不为问题，既不正当也不可能。这是对不良行为的姑息迁就，与执政使命和人民利益格格不入，只会起到颠覆反腐整风的既有成果，助长腐败和歪风回潮，造成执政能力和社会发展严重倒退的有害作用。

　　根治为官不为行为的正当原则，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动摇，坚持反腐整风不放松。有效方法是必须严格依照相关的国家法律和党纪政纪，健全制度，强化监督，加强教育，完善科学长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对碌碌无为，贻误工作；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缺乏责任担当；能力素质不适应要求者要认真问责，不许为官。同时，要保证心中装着人民，为了事业敢担当，肯作为，能作为，有作为，受到人民拥护者，能够得到重用发挥出才智。这样才能保证公务人员队伍建设健康发展，促使公务人员在良好的政治生态、工作环境和长期实践中树立正确理念，提升政治思想水平和职业道德境界，养成良好习惯，自觉克服为官不为的思想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