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有关法官的话题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先是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法院一位法官的辞职信走红网络，继而陕西高院博士法官王磊宣布辞职。紧接着，一声枪响，北京市昌平区某基层法庭法官马彩云倒在血泊之中，在全国法院系统、整个法律界，乃至整个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从法官辞职，到法官被当事人枪杀，这看似一个个孤立的事件，却共同指向一个特殊职业群体的生存状况：法官究竟怎么了？

　　在任何国家，法官无疑都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端坐于威严的法庭，手执法槌，听讼决疑，裁断是非，予取予夺，言出法随。西方有学者认为，法官是触手可及上帝袍服的人。所以在西方国家，法官享有极高的职业尊荣。然而在中国，情形似乎全然不同。这次马法官被杀事件后，很多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都不免生出“兔死狐悲”之叹，说起各自的从业经历，简直是一本本辛酸的“血泪史”。一方面，他们任务重、压力大，超负荷运转，几乎没有节假日，很少能够像常人一样享受生活的闲暇。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收入微薄，待遇低，职业晋升空间狭窄。而马法官的被杀又将这一职业的风险性摆在了法官群体面前，引得法官们人人自危。

　　一个高大上的职业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或许与我们对司法职业的定位有关，这就是司法工具主义。我们常说，司法的功能在于“定分止争”，换成现代语言就是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维护稳定。这样就使司法沦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工具，法官则是司法流水线上的工匠。执政者、社会公众均将司法机关视同一个普通的公务部门，而司法机关和法官自身也没有将自己视为精英，负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而只不过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枚螺丝钉。所以我们看到，司法机关从内部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及法官的养成，基本上因袭了行政机关的模式，这种行政化模式使法官的专业性、独立性、伦理性消弭于无形，也使司法忘却了自己的本来使命，并衍生出一系列问题。

　　客观上说，司法的确有一定的工具性（定分止争），然而这只是它的副产品。司法如果停留在这一层次，将永远不可能现代化，也无法完成引领、实现法治的使命。既然所司者为“法”，法是什么？法即正义。因此，司法最大的价值目标是实现正义。正义的价值尺度（自由、平等、人权等）也许比较抽象，然而在具体的个案中，正义的衡量标准一般都是具体的，这就是依法保护权利，制裁恶行。一个正义得到维护和实现的社会，才是一个理性的、有道德的、文明的社会，才是使民众获得尊严和幸福感的社会。而要实现正义，绝非普通的司法工匠可以做到，而需要高超的司法技艺。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说过，如果将法律比作一个帝国，则法院就是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就是帝国的王侯。因此可以说，法官的尊严就是司法的尊严，也是法律的尊严。如果法官地位卑下，司法不可能有权威，法律不可能有尊严，法治也将是空中楼阁。所以，制度上应赋予法官极大的尊荣：他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完全不必为五斗米折腰；他享有独立、中立、超然的地位，任何人都不能对其履职行为随意干预；只要健康条件许可，他可以终身就职，除非故意违法或有重大失职，不受追究和罢免。当然，法官的职业尊荣并非仅靠制度赋予，更主要还靠法官独特的养成路径以及法官自身的修炼。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一个法官的养成需要经过多年的专业培训和职业经验积累，所以能够坐上法官的宝座，年龄一般都五十开外，属祖父（祖母）级的。多年的人生阅历和职业积淀，不仅使他们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娴熟的司法技艺，也使他们养成了深邃的涵养、优雅的气质、亲和的魅力，同时又举止得体，具足威仪。这样的法官自然给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以信赖感，司法的尊严和权威也自然树立。（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