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自主性的而不是依附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人而不是其他人，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中国人自己身上，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

　　面临新的历史任务和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切实坚持和维护党在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建立自主性的理论标准和话语体系，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不断深化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95年，也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的95年。党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理论自主，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形成独创性的理论建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就宣告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此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历经艰辛，勇敢地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进。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划清同其他阶级的思想界限，确保党的理论纯洁性和先进性

　　早在1921年1月，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际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95年来，党始终不渝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断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理论交锋，为确保理论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做出了不懈努力。

　　党成立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就同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论战，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思想障碍。20世纪20年代，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应战并在论战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陈独秀、瞿秋白等批判了自由意志论、存疑唯心论等，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等理论。在国家主义论战中，瞿秋白、任弼时、恽代英等着重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深入批判国家主义的“阶级合作”、“全民革命”、超阶级国家观等。在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斗争中，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广泛传播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经过这些论战，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并初步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逐步上升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

　　1939年前后，国共双方的理论家围绕着真假三民主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抗战爆发后，国共双方同意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合作，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两党关于如何理解和坚持三民主义是不一致的。共产党在拥护三民主义时，明确表示决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因为这是党的阶级性质、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所在。国民党则强调，只能坚持三民主义方向，要求共产党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发动宣传攻势，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对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艾思奇等针锋相对加以批驳，在澄清假三民主义的同时，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用唯心史观来解释中国革命发生及胜利的原因。毛泽东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史观的破产》等五篇文章，批评了国内一些人对美国的幻想，用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科学分析，深化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革开放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为此，党领导思想理论界进行了深刻批判，纠正了一些人的错误认识，为改革开放扫清思想障碍。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开拓前进。

　　二、抵制各种外在力量控制，肃清教条主义思想根源，打破党内理论依附思维，坚持和捍卫党的理论独立性和自主性

　　中国共产党的95年，是不断走向胜利的95年，但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也遭遇过各种坎坷，这些坎坷的出现及解决都与党的理论自主性直接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讲，坚持理论自主性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党获得和坚持理论自主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过曲折复杂的过程，进行过长期的努力甚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大革命时期，党处于幼年阶段，由于缺乏组织上的独立和自主性的理论建构，在重大问题上没有独立性话语权，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独立决策权，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当然，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也努力突破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限制，在社会性质、各阶级分析、农民斗争、领导权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观点。

　　在八七会议上，党摆脱了对国民党的依赖，做出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初步的独立自主。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党内普遍存在着对共产国际的膜拜心理，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形成了严重的教条主义依附思想，连续出现了三次“左”的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人顶着重重压力，坚持和捍卫独立自主性，同“唯上论”“唯书论”“唯共产国际论”的教条主义依附思维进行了长期斗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强调必须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精神。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人打破了共产国际代表和教条主义者的控制，获得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自主权。但是，随着同共产国际联系的恢复，同国民党合作抗战，一些人又陷入了理论依附的窠臼。王明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国民党交付了独立自主权。这就表明，党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依然存在着很大阻力，摆脱对外部力量的依附，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形成独立性的理论建构，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为此，党中央领导开展了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彻底肃清党内教条主义思想根源，摆脱对其他阶级和国外组织的思想依附，开展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真正走向了独立自主，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汲取国内外经验教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精神，坚决打破各式各样的教条主义依附思想，既不照搬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更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开创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和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形成独创性的理论建构，丰富和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旺盛生命活力，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主创新性特质。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际，毛泽东就反复强调要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运用中创造性地加以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自主性的而不是依附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人而不是其他人，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中国人自己身上，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就明确指出：“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也突出强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正是通过独立自主的结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再创造的创新发展过程，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过程。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是通过这种自主创造性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独创性的理论建构，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日益深化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

　　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的境界。面临新的历史任务和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切实坚持和维护党在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性，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建立自主性的理论标准和话语体系，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不断深化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