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品供给与文化消费两端错位。 （李元）

党史学篇

南昌起义指挥策略得到深入检视

南昌起义后大局势受到全面分析

　　2017年是南昌起义爆发90周年，同时也是建军90周年。因此，学界对南昌起义给予了较为集中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八一南昌起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有学者认为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的指挥策略是以武装暴动为旗帜、以土地革命为宗旨、以四省联合为策应。有学者探讨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后的南昌局势，认为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昌乃至整个江西都陷入极度混乱和白色恐怖当中；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和屠杀是出现这种形势的根本原因；但起义军撤离南昌时未能做好更为周密和细致的善后安排，未能选择在江西地区就地开展革命，也是南昌起义可汲取的经验教训。

　　还有学者以《汉口民国日报》等媒体信息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南昌起义爆发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应对：在舆论上，借机大肆攻击中共，为其“分共”“清党”增加理由；在“分共”方式上，从“和平分共”转为“严厉驱共”；在军事上，武汉国民政府虽声称要“合力围剿”中共，但所部各怀心思，“追剿”只限口诛笔伐，没有形成统一行动。

从七七事变走势看中共决策

从抗日救国政策演变看贡献

　　有学者分析了中共对七七事变性质、走势的判断和因应，认为七七事变的发生，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中共中央判定，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据此，在到洛川会议召开的两个多月里，中共及时提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方针，制定了动员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力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克服各种障碍完成红军改编，迅速开赴抗日战场。

　　有学者分析了七七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贡献，认为其历史贡献在于：发动各族人民，激发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促成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积极外交，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

一篇经典著作的发表

标注中国道路的探索

　　2017年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60周年，学界重点对其现实价值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有学者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良好开局的重要标志之一，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学者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

　　有学者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解读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结束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初期，毛泽东基于世界历史视阈而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经典文献；坚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和修改的世界历史视阈，汲取其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智慧，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局面，具有伟大而恒久的价值。

拓宽改革开放史研究路径和视角

深刻把握改革开放具体历史进程

　　2017年，党史学界对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学界的主要观点有：从易见史料的多元化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实证性；从理论、方法、可持续三个维度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路径；以底层视角书写改革开放史；以实践问题导向意识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从记忆史角度可以拓展和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以更广阔的时空视野进行改革开放史研究；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新挑战。

　　还有学者认为，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从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和发展史，深刻阐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需要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上突出改革开放历史本体论研究，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具体历史进程；从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上加强改革开放地方史和区域史研究，彰显改革开放的全国统一性和地方特点。

　　（作者韦磊为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文化学篇

用文化自信讲好精彩中国故事

以传统文化为基助力文化复兴

　　有论者指出，以文化自信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而中国故事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文化自信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和依托。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中国故事中，中国故事就会有思想、有力量。

　　有论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持文化自信的内在支撑。不断开拓文化发展路径，满足人民不断提升的文化需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以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进行多元文化的有效融合。它表现为小品时代的终结与审丑叙事的消退，富有传统审美文化内涵和具有社会历史观照的叙事再次置于历史前台。而这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对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形成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打造沿线文化交流的平台

推动“一带一路”文化融合

　　有学者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文化是一个有力抓手。我们应弘扬主旋律，构筑国家文化安全墙，规范产业市场，创新文化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文化国际话语权。坚持以筑造品牌讲好中国故事，发挥品牌企业、旅游、教育等方面的资源，助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交往。

　　有学者认为，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在新的城市定位下，打造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平台，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完善与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平台的对接机制，将展览、旅游、演艺等形式作为产业链上的一环进行布局。产业优势是驱动北京融入“一带一路”的保障，金融、产融、资本在助推文化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功能，要协调处理企业、资本输出、产业转移间的协调互动关系，携手其它省市，积极对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调整供给与消费错位

培育发展文化新业态

　　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路径。有论者指出，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注重创新，它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文化、科技与金融等全要素创新。通过有效供给带动新需求、杜绝低俗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淘汰过剩供给、清理僵尸供给、盘活呆滞供给，破解文化产品供给与文化消费两端错位，创造和丰富切实符合人们真正的精神需要的文化供给。近年举办的文化创意创新创业大赛，着力聚焦文创企业，通过大赛整合资源，搭建了文化领域新的创新创业平台。

　　有论者指出，文化业态创新是创新文化供给和促进文化内生型增长的重要体现。文化新业态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跨越边界的产业融合，呈现出以“高端创意、跨界融合、模式创新、场景体验”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特征。“泛娱乐产业”“网红经济”“二次元经济”“众筹经济”“直播经济”等新业态相继涌现，不可否认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要趋利避害，以此促进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培育新的文化消费群体，推动文化产业消费群体的代际转换。

文化乱象制约产业健康发展

法律法规建设亟待完善强化

　　文化与互联网融合过程中出现诸多乱象。有论者指出，互联网传播时代，自媒体在助力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文化产业过度开发、过度市场化、过度娱乐化的现象。文化发展中营销的功利化、产业秩序的失衡、受众选择权的弱化、产品评价的极端化与产品的过度消费等，严重影响了文化的健康发展。直播、网红经济领域涉黄涉暴等不良内容泛滥，折射出自媒体介入文化发展后，在文化产品生产、传播、营销和消费等领域，产生的复杂的矛盾冲突。

　　有论者认为，文化发展领域出现的乱象凸显出制度监管的滞后，新的文化发展秩序的重建，既需要坚持情境分析原则，又需要设立相应的协调机制与监督机制。2017年，《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出台，对各类互联网平台、互联网群组的管理责任、服务范围、安全保障机制等提出具体要求。2017年北京属地的文化执法等部门加大对互联网直播行业的管理，对行业中存在违法问题的直播平台进行立案处理，依法关闭了涉案网络直播平台，治理取得初步成效。

　　（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