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不提GDP增长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上海市政府的发展理念实现了重大转变，摆正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

　　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成本递增原理，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难度和代价会越来越高。随着GDP基数不断扩张，其增加一个百分点所需的新增生产规模就势必越来越大，这就迫使一些地方政府大量新建重化工项目来满足GDP增长目标。

　　由此会带来两方面严重后果：一方面，危害当地环境安全。在某些重化工业规模已经很大的地区，若再大量新增重化工产能，势必使当地环境不堪重负，其恶果数十年难以治愈，且使环境风险急剧攀升。

　　例如，杭州湾沿岸已经集聚了上海石化、上海化工区、金山第二工业区、宁波镇海石化等大型化工企业或园区，高桥化工也将搬迁来此。如再不控制化工产能增长，不仅会进一步恶化当地空气质量，而且发生环境事故的概率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化工设施的增加而增加。

　　另一方面，大量政府和国企投资挤压民生投入和消费基金。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投资固然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改善人民生活毕竟要靠增加消费。一味追求牺牲消费、投资拉动换来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远离发展的初衷。如当下受到热议的医患矛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民生投入不足的体现。

　　就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而言，雾霾、水污染等问题已经向国人敲响了警钟。原有发展模式已经触碰到资源环境约束这一硬天花板，难以为继，必须从经济优先向环境优先转变。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贫困构成追求幸福生活的制约因素时，的确需要强调经济优先；当人民已经摆脱贫困，而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超过一定阈值，民众健康已深受其害、遑论幸福生活时，经济优先就失去了正当性。

　　所谓环境优先，首先是指要根据资源存量和环境容量的限制决定发展的方式和速度，而不能不顾资源环境代价硬性规定GDP增长目标。要真正实现转变，来自路径依赖的障碍很难克服。近年来，雾霾等环境问题愈演愈烈，有利于从上到下凝聚突破路径依赖、加快实现转变的共识。

　　在2014年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北京空气质量，殷切希望APEC蓝能保持下去。2014年11月，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也表示现在不关心GDP数据，更关心环境数据。到今年上海两会及稍早的浦东新区、静安区两会首次不提GDP增长目标，标志着环境优先在上海从理念变成了实践。

　　就发展的内涵而言，发展不等于增长；增长即便没有极限，高速增长到一定阶段后也将不可持续，此时发展将更多表现为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效益改善。这类似于，人成长到一定阶段后，身高不再增长；成长更多表现为智力、能力的提升。

　　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人类经济最终将走向稳态经济，物质资本存量保持不变，GDP和资源消耗等流量最小化，人类福利的提高依靠服务最大化。在一些发达国家，GDP增长率在很多情况下接近于零，同时服务业比重很高，生态经济学家笔下的稳态经济渐露端倪。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可以被视作高速增长期和稳态经济之间的过渡阶段，这标志着中国正逐步迈向一个成熟的可持续经济体。今年上海两会首次不提GDP目标，是对发展内涵的更准确把握，也是对经济新常态的积极适应。

　　上海进入新常态早于其他地区，为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上海在转型道路上也比其他地区更早出发。早在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上海GDP增速出现下滑，他就指出这是一种良性调整的结果，上海干部应正面理解这种变化。此后，上海探索建立了一套综合性的政绩评价体系，包含综合效益、人民生活、创新能力、服务功能、人口资源环境五大类43项指标，淡化考核中的GDP指针。一路走到现在，政府不再追求GDP目标，并采取一系列配套举措，如取消街道的招商引资职能，这和2007年开始的思想转变一脉相承。

　　发展方式转型，知易而行难。上海和一些在转型之路上迈步更早的地区如北京，正在奋力冲开路径依赖的坚冰，带动整个中国进入转型加速期。就上海而言，宜从以下几方面作进一步努力，让转型的步伐更快更坚实：

　　一是深化改革、促进全面创新，以创新驱动取代投资拉动，以改革红利激活经济发展，而不是以高昂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发展。上海可利用好自贸区这块试验田，以政府创新带动微观经济主体创新。在全市推广各种简政放权举措，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激活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潜能，释放蕴含在社会中的发展能量。这比投资拉动型发展环境，代价要小得多、更可持续。希望有朝一日，上海经济的台柱子不再是大型石化、钢铁等工业企业，而是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创新型企业，那时的天会更蓝、水会更清。

　　二是加大民生投入，这有利于医治GDP饥渴症。我国之所以有GDP饥渴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旦经济增长放缓，许多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就会暴发出来，使不少地方党政领导不敢让GDP增速慢下来，甚至不惜巨大的环境代价饮鸩止渴。若能通过加大民生投入缓解这些社会矛盾，则有助于减少对GDP的过度依赖及由此带来的环境过度破坏。经济结构优化是一个广义概念，政府调整其支出结构、加大民生投入，也是经济结构优化的一种形式，其意义不亚于产业结构调整。

　　三是实施更严厉环境政策，形成不容逾越的环境红线，倒逼发展方式转型。一定要让地方政府和企业切实感受到以污染谋发展之路不通，以创新谋发展才是正途。应当借依法治国的东风，在环保领域树立法律权威，尤其要在地方党政领导面前树立环保法律的权威。领导一句话就能突破生态红线的现象，将来应得到有效遏制。污染企业再无从得到庇护，要么改进技术，要么淘汰出局。(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创新型智库团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