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在速度、结构、动力上呈现新特征，其根源就在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的约束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正处在接续关键期，积极因素和新兴力量正在成长，必须凝心聚力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着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努力突破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临的约束，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性跨越。

　　实现经济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关键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释放市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以激发发展动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从长期来看，应紧紧围绕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努力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间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增长。

　　近年，中国经济增速从高位回落，并面临着较大下行压力。针对这一新情况，党中央作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系统阐述了这一阶段的趋势性变化。表面看来，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移，但本质则是经济结构的升级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新的增长动力系统的构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规模上，2014年我国GDP总量已逾63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改革开放初期的26倍，按汇率法折算达9万多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12%以上。自2010年起，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人均水平上，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自1998年达到下中等收入水平后，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2014年末，我国人均GDP达到5万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倍，按汇率法折算超过7000美元，进入当代世界上中等收入阶段。在经济结构上，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从20%以上降至9%左右，就业比重从70%降至约30%，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3.9%上升至48.2%，自2013年起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城市化率从初期20%以下提高至54%左右，超过了当今世界52%的平均水平。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发展的基本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着转型发展的新挑战。从总供给方面看，国民经济生产成本逐年攀升，经济增长的主要竞争力发生了巨大变化，要素成本低的优势正在消失。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工资及福利水平、环境保护与利用的投入规模、技术进步由模仿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过程中的学习成本等持续上升，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主要依靠效率提升转变提出了迫切要求。否则，主要依靠大规模的要素投入推动发展，在短期会加剧经济失衡局面，长期将导致我国国际竞争实力下降，经济成长将难以持续。从总需求方面看，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积累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进而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导致大量资本很难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形成投资需求增长乏力；另一方面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居民消费比重和水平长期较低，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疲软。总需求的这种变化反映在国民经济运行上则表现为增长动力不足。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在速度、结构、动力上呈现新特征，其根源就在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的约束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与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动出现叠加，经济增速的放缓成为客观趋势。一是由于技术创新引领作用不强，产业结构升级空间受限，导致企业投资需求不足，特别是在去产能任务艰巨的情况下，企业投资扩张的需求将会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虽然依靠政府投资，可以在短期内拉动增长的高速度，但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二是由于经济增速减缓，使得劳动者报酬增长放慢，加之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尚需待以时日，国内需求的扩张很难快速提升。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速持续下降，社会消费总额增长率从2010年的18.4%下降到2013年的13.1%，2014年进一步降至13%以下。三是由于国民经济在生产成本全面上升的同时效率提升不足，难以充分消化并抵消成本上升对增长的抑制作用。再加上世界经济复苏迟缓，且在复苏过程中美国、日本、欧盟间结构性差异明显，对我国经济构成了极大的不确定影响，成为我国经济下行的外部动因。因此，对于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来说，在提高经济效率上狠下功夫，就成为持续健康增长的前提与条件。

　　尽管中国经济实现高效增长必须攻克上述难题，但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从农业现代化水平看，按目前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的变化速度，到202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将由2011年的36%降至18%左右，虽然与70个高收入国家10%的平均水平仍有差距，但与其达到高收入水平临界点时的比重很接近；从工业化目标实现程度看，与当代国际标准工业化国家水平相比，现阶段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按目前发展状况和趋势，到2020年全国总体上基本实现工业化是可以预期的；从城镇化进程看，在工业化推动下我国城镇化进入了加速期，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70%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从现代服务业发展看，在经济发展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情况下，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加速融合，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现代服务业将得到长足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如果我们牢牢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在2020年前后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就能为我国在2050年前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良好基础。发展机遇稍纵即逝，只有奋斗才能成为现实。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和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正处在接续关键期，积极因素和新兴力量正在成长，必须凝心聚力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着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努力突破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临的约束，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性跨越。

　　近期，实现经济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关键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释放市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以激发发展动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要善于选择政策组合。针对结构性问题突出的特点，采取“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价格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避免出现“双松”（全面扩张，有利于扼制下行，但会加剧通胀）或“双紧”（全面紧缩，有利于防止通胀，但会加剧下行）现象。在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中，尽管时常会出现反方向政策组合，其政策效应可能会相互矛盾，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与价格波动并存的条件下，反向政策组合却有助于降低宏观调控风险，以贯彻“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

　　要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率的上下限。根据中央确定的区间调控思路，若以今年通胀政策目标3%左右为准，则从现阶段条件看，只要实际经济增长率不超过8%，就能够将通胀率控制在3.5%以下；若以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政策目标4.5%为准，包括城镇当年新增劳动力和农业转移至非农产业的劳动力能够被吸纳，则实际增长率必须保持在6.5%以上。这样的增速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平均增速基本吻合。在人口正增长条件下，同时实现总量和人均GDP翻番目标，今后几年年均增速应保持在7%左右。这样，增长政策目标围绕一个合理区间波动，可以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灵活性，最大限度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与可持续。

　　要在合理波动范围内适时适度调整松紧搭配的力度。围绕经济运行中增速与价格波动的突出矛盾，在调控方式上可以根据两种风险变化情况，或采取较松的财政与较紧的货币政策组合，或反之。而在调控程度上，是倾向于松一些还是紧一些，则主要取决于增速下行压力的大小。从近期经济运行看，通胀的潜在压力尽管存在，但由于需求疲软和要素成本中一些下降因素的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近40个月为负，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CPI）近年来始终在3%以下，今年一季度已降至2%以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因此，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适度调整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是十分必要的。

　　要在关注需求侧管理的同时更要注重供给侧管理。我国内需不足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供给质量与结构的不匹配，而提升供给质量本身就是最直接的需求刺激。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对于企业的成本等主要供给因素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供给管理对于统筹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间关系意义重大。当前我国实施的结构调整以及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就是在改善供给，以在质量与结构上适合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总需求。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宏观政策应主要围绕鼓励企业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全要素效率这一核心展开。只有这样，才能在提高供给水平的同时释放出新的消费潜力。

　　从长期来看，应紧紧围绕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努力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间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增长。

　　坚持以结构升级为主攻方向。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已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而是包含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目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以加快增长动力转换为目标，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各种新型业态，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创新驱动首先是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很难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就不会有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因为，发展方式转变的最直接动力来源于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持续提高。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发挥根本性作用的是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当前，依靠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要重视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使人力资本投资适度领先经济增长，从而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撑。

　　坚持以制度创新为引领。新常态下制度创新有两个重点，一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使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和在宏观调控方面更好发挥作用。就全面依法治国而言，关键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使市场运行既充满活力又依法依规，使权力运行既有民主基础又有法律约束，着力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只有将两个方面的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充分释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形成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持久动能。（作者：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