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战后初期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早已不再，几乎是无奈之举的“牙买加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正在被越来越动荡的国际金融状态所证实。发达国家的金融和债务危机使本来就动荡不已的货币环境雪上加霜，更糟糕的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已无意甚至无力顾及他国。但他们对世界的巨大影响还在，且毫无约束。沿着“牙买加体系”延续下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既不能维护公平、更不能保证稳定，人们担心世界性金融危机会再次爆发。而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之所以受到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们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更加包容，发展机会更多、更公平、更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的功能及评价标准

　　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金融环境的统称，也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它包括本位货币（通常是贵金属）或主导货币（失去贵金属之后被看作“国际货币锚地”的货币，如美元）及其汇率机制，国际储备及结算机制，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以及针对当代金融动荡亟待强化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等等。这些机制的运行是以成员国家执行相关规则为主体，并依靠相关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和世界银行等）的协调功能来规范和维系的。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货币体系也有一个靠市场还是靠政府来维系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自然演化的，主要靠贵金属的价值稳定来维持运行。随着发达国家从可兑换的信用货币制度向不可兑换的法币制度过渡，大国政府对国际货币秩序的影响日益加强，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以发达国家的货币制度为依托，通过国际协议和相应的国际组织来规范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维系的基本方式。从“牙买加协议”开始，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取决于大国经济状况和政策走向，特别是美国的意志；欧元区出现后则是欧盟和美国的意志共同决定着世界贸易的货币环境以及国际金融活动的走向。当这两大货币之间的关系不稳定的时候，货币的统一性遭到破坏，并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国际货币不再有贵金属的约束，而全球意义上的政府间的货币合作也越来越松弛，加上大国政府各行其是且毫无约束的货币政策，世界正在体验基本无序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谓无序是指主导货币既无贵金属约束，又无有效的国际制约和协调，其他国家被迫接受大国意志的状态。

　　这种无序状态与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状态不是一回事。市场经济秩序的核心是“均衡”的普遍实现，当价格、利率等供求均衡机制在国际间存在的时候，意味着国际价格机制和资金配置机制可以有效地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实现国际经济环境的稳定并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但当各大国货币政策各行其是时，特别是某些大国有意无意转嫁金融危机时，其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对世界经济造成货币冲击，扭曲大宗商品价格并造成它们的巨幅波动，也会对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造成恶劣影响，甚至引起大规模国际金融投机，扭曲资源配置，冲击正常贸易，冲击一些国家的正常经济生活。

　　与上述基本功能相对应，国际货币体系的评价标准有三个方面：

　　第一，能否维系公平。公平的核心是“经济利益”要与“经济实力”配位，与此相应的是“责”与“权”要配位，它是国际货币体系发挥其“稳定货币金融环境，促进经济繁荣”这个基本功能的基础。

　　第二，能否维系稳定。一是国际主导货币是一个还是多个，如果是多个，其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关系，以保证国际价值尺度的稳定；二是各主导货币的价值基础是否稳定，以及其他国际货币与主导货币关系的稳定性及调节机制如何。

　　第三，能否促进世界经济繁荣。这主要取决于其管控经济系统风险的能力和调节国际资本流动、支持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否健全。

　　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决定因素及基本逻辑

　　以上述标准来看，战后初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上维持了“经济利益与经济实力的均衡”和“责、权配位”的关系。然而，随着欧洲和日本等国经济的恢复和繁荣，战后初期的经济实力格局与经济利益格局的均衡受到了破坏。美国为自己的利益行使其国际货币发行者的权利，使得责权也不再配位，公平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迫使世界进入了浮动汇率制度，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不断冲击着世界经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遭到破坏。随之，国际货币体系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功能相继减弱甚至丧失，国际性的货币危机频发。欧洲各国货币“蛇形浮动”联合抵制美元失败之后，创建了欧元，一方面减小了美元冲击对欧洲的损害，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美元独大的局面，开启了“美元—欧元双主导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到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果仅剩空壳，国际货币体系战后“稳定货币金融环境，促进经济繁荣”的功能几乎丧失殆尽。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如果将利益关系而不是汇率制度看作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关系的话，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就是制度化了的国际经济利益格局，决定这个利益格局演化趋势的是国际经济实力格局。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真实逻辑可以描述为：当国际经济实力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实力上升的国家会发现旧的国际货币制度阻碍自己的发展，而旧有既得利益国会尽量维持旧有体制，不到万不得已不希望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于是冲突加剧，直到一些国家无法忍受旧秩序的约束甚至损害，凭上升的经济实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组织，绕开旧有体制的障碍，解决各自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共同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小国、弱国由于利益驱使会率先与高增长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合作，随着合作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新的国际合作圈，当部分经济不景气的发达国家也加入新的国际合作圈时，就对旧秩序构成实质性冲击，直到新的实力格局逐渐稳定；这时，一方面各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与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之间的真实空间，不切实际的要求就会让位于理智和冷静的分析，另一方面合作共赢的新方式不断涌现，其中包含的新原则、新理念逐渐被人们接受。最终，形成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要素逐渐备齐，有关国际货币体系的设计和谈判才可能真正开始。

　　国际货币的价值基础及其兴衰的决定因素

　　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主导货币的稳定问题，它包括主导货币制度问题及其价值基础的稳定性问题；其次是其他货币与主导货币的关系是否稳定及协调机制是否有效。国际主导货币是国际价值尺度，它本质上要求统一和稳定，而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却处于“二元化的主导货币状态”，这是从未有过的国际货币状态。

　　失去了贵金属约束的“美元—欧元双主导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动荡的货币体系。在欧元和美元这两大货币之间存在着一种滥发货币的机制，可以称之为“滥币陷阱”：在美元独大的时候，如果美元滥发，其他小货币也必须跟着滥发，否则其汇率就会大幅度上升，导致出口困难，甚至遭到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但反过来就不行，如果某个小货币滥发，就是自讨苦吃，美元不必对此做出反应。20世纪70年代至欧元诞生之前，欧洲货币危机频发，明显反映出美元汇率波动对欧洲货币存在着单向冲击。当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达到25%以上的时候，世界进入双主导货币状态。假如欧元滥发，美元就必须做出反应，也跟着滥发，否则美国经济将会受到欧元冲击。就是说，在双主导条件下，任何一个主导货币滥发都会引起另一个大货币跟随，然后波及所有中小货币。美国和欧洲相继爆发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使得这两个主导货币比任何时候都有理由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而各国必须接受它们造成的任何结果。因此，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单一主导货币比较，当下的二元主导货币的结构其稳定性要差得多。

　　无论单一主导货币体系还是二元主导货币体系，货币的价值基础稳定与否都居于核心地位。在金本位的时候，主导货币的价值是其含金量或金价。当黄金非货币化之后，主导货币的价值就是它的购买力。

　　一国货币的购买力基础是本国的实体经济，而不是其虚拟经济和金融实力。这就是说，当代两个国际主导货币的价值基础就是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状态，而这两个经济体都有去工业化和不同程度的经济虚拟化问题，这导致：第一，国际货币的基本功能——价值尺度的统一性无法保证，与其说双货币锚地的主导货币结构缺乏稳定性，倒不如说它本身就是国际金融动荡的根源；第二，这两个国际主导货币的真实购买力基础，即它们的实体经济，都处于历史上相对最弱的状态，尽管这两个货币的汇率走势依然强弱可调。（作者成思危、刘骏民分别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