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低于预期的经济形势，大规模全面减税的呼声又开始多了起来。其实，现在的问题不是大规模全面减税的问题，真正的税负20%出头，并不是很高，加重企业负担的不在于税，而是在其他方面。企业在投资、创业过程中有很多“中间人”，提高了创业成本和创业门槛。企业要交各种各样的费用，赞助、摊派，各个地方的做法五花八门，有的还很隐蔽。这中间的利益分配秩序实际上是很乱的，涉及一系列制度和政府自身改革的问题，可能比相对规范的税收负担还要重，更不确定，更不可预期。据媒体报道，上光伏电站，无论东西部，只要涉及到拿项目，都有“中间人”存在，即“光伏掮客”，10MW、20MW的项目，中间人收取的费用最初是100-200万元，提高成本0.1-0.2元/瓦，现在达到0.6-0.7元/瓦。这种成本是体制环境造成的，减税也对冲不了。

　　现在的问题是要改革，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转移到加强有效的监管和服务上来，为企业、投资者、创业创新者真正提供一个便利、友好的环境。要考虑环境的改善，而不仅仅是“放水养鱼”，如果池塘里有毒，即使放进去水，鱼也会死掉。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池塘里没水的问题，而是池塘的生态环境不好。对企业来讲，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有利于创业创新的大环境。这要靠深化改革。尽管现在简政放权改革力度很大，但整体看离预期还差很远。而且像光伏项目需要“买路钱”的问题，恰恰说明即使一些权从上面放到下面，也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从上到下的转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而不是说简单地减税就可以化解的。

　　减税还要考虑到财政的承受能力，还有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的压力。现在刚性支出越来越多，是不是可以通过赤字的办法来解决？当然，搞赤字、发债还有一定空间，但赤字、债务上去很容易，下来就非常困难。目前税基主要是在传统产业，新业态还没有成为当前税制的税基，现行税制还没跟上税基、税源的变化，筹资能力急剧下降。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带来的税基、税源变化也使税收增长下挫。一些省、市、县都出现了税收负增长，工资不能及时发放又成为现实，养老金入不敷出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财政危机比想象的要近得多。一旦引发财政危机，恐怕就会导致经济危机。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不能以拉弗曲线来考虑所谓的减税政策，拉弗曲线无非是说征税要适度，但什么才是适度，什么是不适度？不是说税负越轻企业发展越好。从我国现有的情况来看，体制环境的改善比减税更加重要，要先给鱼儿生存的环境“消毒”，而不是忙着先放水。泛泛地说改革与减税并行，不分主次、先后，并无实质意义。

　　实际上，现在地方已经通过五花八门的方式去变相减税了。地方招商引资时，土地收入给你一块，有的工业用地甚至是零地价，还有的实行“先征后返”，而且有些政策原来准备要清理的，现在地方可以继续用。从这点来看，企业的实际税负可能比我们名义上看到的要轻。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也不一样，不能老从困难的角度去实行减税政策，那样结构调整就没有希望。企业正是因为有困难有压力才去转型升级，稍微遇到一点困难就减税了，就没有压力和动力去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就会受阻。

　　我主张结构性减税，而不是全面大规模减税。结构性减税是有必要的，有针对性地去减税，而不是全面大规模减税。针对所有的企业减税，一批本来要淘汰的企业又能活下来，可能眼前有利于稳增长，但对长远来说，结构性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应当吸取。

　　结构性减税，一个是针对转型、创新、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比如加速折旧、员工培训费用可以更多计入税前成本，这些政策已经有了，有的可以加大力度。再一个是针对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减税的力度已经加大了，营业税、增值税的起征点提高，所得税减税力度也加大了。对小微企业还应当加大减税力度，因为它减税成本小、效应大。所谓成本小，是因为小微企业在整个税收中比重不大，对财政的影响不大。效应大指的是它涉及面广，大量的小微企业都可以受益，等于降低大众创业创新的门槛，具有杠杆效应。而对于大企业来说，减个几百万也没什么意义，也只是杯水车薪。针对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减税也救活不了，必须调整。

　　全面减税当然简单了，而结构性减税就复杂得多，全面减税是一个偷懒的办法。现在要搞清楚，是税给企业带来的负担重，是体制环境带来的成本高，还是非税方面造成的成本高，不能只抓一点不及其余。其他方面不去改革，减了税可能又被其他类似于掮客的人刮去。减税替代不了改革，改革应挺在前面，这个顺序不能颠倒。把全面减税视为改革，显然是混淆了政策与改革的区别。（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