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对国民经济运行及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服务业不仅是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孕育新经济新动能成长的“孵化器”，需要大力加快发展。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已进入服务业较快发展的新阶段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新特征。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左右，正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阶段，居民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工农业转型升级需求强劲，共同推动服务业较快发展。2013—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8.3%、7.8%和8.3%，今年上半年增长7.5%，7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7.8%。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至54.1%，占据“半壁江山”。从就业结构看，1994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23.0%，超过第二产业；2011年，比重上升至35.7%，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服务业较快发展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支撑

　　服务业发展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不仅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工业，而且表现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工业增速放缓带来的压力，使经济增速换挡而不失速。2013—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7.6%上升到54.1%，提升6.5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大多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受投资波动影响小；多根植于本地市场，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小；产品差异化程度高，受需求波动影响小；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而消费增长具有较强稳定性，因而服务业发展能够平滑经济波动，增强经济平稳性。由于服务业对经济周期性变化不敏感，因而具有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作用。随着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也明显减小。2011—2015年，GDP增速标准差为1个百分点，而2006—2010年GDP增速标准差为2.1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开拓产业领域，促进就业持续扩大。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特点，因而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和增加值占比的不断提高，会明显增加劳动需求。2012—2015年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非农就业增加200万人，比2009—2011年间多增加约65万人，这是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仍保持总体稳定的根本原因。此外，服务业发展能够进一步畅通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相结合的渠道，延长“人口红利”。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用工需求有所减弱，但由于服务业发展较快，农民工用工总量继续保持增加势头，2015年增长1.3%。特别是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转变为服务业主导后，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加快发展的趋势，这有利于为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服务业发展提高劳动者报酬，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服务业发展在大幅增加就业的同时，会加快改变全社会劳动力供求关系，进一步推动劳动者报酬上涨。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发生重大变化，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自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且降幅扩大；与此同时，服务业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需求，推动工资持续上涨。2012—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随着服务业在供给体系中比重上升，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与2010年相比，2014年劳动者报酬占比提高了3.2个百分点。此外，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有利于加快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促进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增长，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服务业较快发展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服务业本身就是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能够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并带动相关领域改革。目前服务业发展面临较多制度壁垒，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常常遇到许多“玻璃门”、“弹簧门”的制约。加快服务业发展就是要破除这些制度障碍，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难免会造成失业，而失业人员再就业主要依靠服务业。据有关部门测算，未来3—5年，我国完成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需安置180万职工，这些职工绝大部分需要靠服务业来吸收。“去库存”首要任务是降低房地产库存。房地产业是服务业的重要行业，关联效应大，民生涉及面广，必须积极有序推进去库存。“去杠杆”的核心是降低财政金融风险。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增加了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创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既需要完善间接融资体系，又要积极扩充直接融资渠道，更要改善金融服务。“降成本”关键是要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融资成本和物流成本。用工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包括房租房价过快上涨、子女入学入托难、看病难看病贵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相关服务业供给不足。融资贵的主要原因是大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中小型金融机构数量过少，从根本上需要通过发展金融服务业来解决。此外，我国物流成本也相对较高，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到GDP的18.0%，需要通过发展物流业降低成本。“补短板”任务集中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等领域。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大量短板。以医疗资源为例，2015年，我国每千人拥有医师数为2.21人，而2010年德、法、英、美四个国家的该指标分别为3.69人、3.45人、2.74人和2.41人。我国公共设施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可见，要使“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促进服务业较快发展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