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课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似乎普遍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的程度下降了。人们通常会举出大量例证来说明城市的社会信任水平要低于乡村社会。其实，这种情形并不具有必然性。为确立社会信任，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笔者以为重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会有助于确立和巩固社会信任。

　　尊重与保护私人财产权是社会信任的基础

　　社会信任的确立必须基于合理的产权关系。在经济领域，社会信任意味着交易的各当事人对自己的资源有比较可靠、明晰的权利边界，并且，交易当事人能尊重彼此之间的权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进行诈骗，实际上是不尊重、不承认对方的权利。所以，社会信任意味着相对稳定、明晰的产权获得法律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产权不牢靠，权利边界不稳定，甚至会使诈骗也变得合理。就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例，由于现行土地制度存在产权不清的弊端，土地承包权在现实中往往不稳定，接受流转者怎么肯给土地投入？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

　　收入与财富合理分配是社会信任的必要条件

　　现实经济生活中，一部分人收入低下，不能全怪他们自己。如果这部分人收入上升的通道被关闭，势必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怨恨。政府必须通过劳资关系的调节，改善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必须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第二次调节，更大程度地保障收入和财富的公正分配。目前，当务之急是对家庭确立以房产税为核心的财产税，同时设立赠与税和遗产税，防止财富过分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使社会年轻一代在社会竞争中有一个大体公平的起点。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三个税种的设立是确立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的关键举措。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支柱

　　要让人们彼此信任，首先政府要值得信赖。如果政府不值得信赖，那这个社会必定处于无序状态。如果人们因为政府不值得信赖，而去另外寻求新的公共权威，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处于某种分裂状态，人们将为这种分裂付出巨大的代价，通常是战争流血的代价。公共机构的官员当然会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一旦失去监督，这些官员就会鲸吞公众利益，完全失去公众的信任。不过，事情还没有这么可怕。从一个侧面看，人类的进步正是公共权威不断获得公众信任的过程。人们发明了一系列制度，专门用来约束政府官员，防止他们滥用权力。现代民主制度被证明是最为有效的防止官员滥用权力的制度。更让人乐观的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成就提供了一种支撑良好的民主制度的可能性——社会经济生活多元化了，政府的核心官员把自己的利益固定地与一个经济集团联系在一起，而置其他集团的利益于不顾，这对他们双方都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而政府一旦倾向于均衡考虑其他众多经济集团的利益，那它就要遵守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以给自己树立一个中立的和公正的形象。所以，越是商业化的社会，越需要公正，而政府也越有可能公正。这种历史逻辑给我们以希望。我们需要良知、耐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来促成人们彼此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

　　政府要成为公正的化身，首先要使自己被公众所信任。正义的第一要素是真实。被人们所敬畏的东西总具有某种真实性、现实性。政府要制定和完善法律，严加约束自己的官员。对官员，只有法律允许的才可以做；而对公众，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只要政府官员和法制机构树立起公正形象，社会上的虚伪奸诈、投机取巧才不至于甚嚣尘上。关于政府改革，大的动作要慎重，不必贸然行事。

　　健全法治是社会信任的基本保障

　　立法要尊重社会公理。如果立法违背社会公理，法律的效力将大打折扣。美国曾经有过禁酒令，结果一塌糊涂。我国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执行得不好，也与法律本身的缺陷有关。只管立法，不管法律实施的可行性，不是法治社会之所为。法律失去权威，社会信任也就失去了保障。

　　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惟其如此，国民才会有普遍的行为范式，国民在参与社会活动时才能有稳定预期。对违法者的惩处，是对诚实守信者的褒奖。

　　法治当然不能解决建立社会信任的一切问题，但却远比道德劝说对于建立社会信任要重要得多。笔者不赞成那种认为中国只适合德治、不适合法治的说法。任何现代社会都必须以法治为基础。法治会付出较大的费用，所以需要给德治留下适当的空间，但如果法治废弛，德治就会无所作为。

　　扩大公共领域社会分工有助于完善社会信任

　　在那些社会信任得以良好确立的国家，其公共领域大都有广泛的社会分工，而非政府包打天下。公共事务如果由政府一家承揽，未免使政府不堪负担。通常，志愿者组织、民间团体等都可能分担公共事务。反观我们国家，大量公共事务由政府部门来承担，难免顾此失彼，以至引起百姓抱怨。有报道说，有的地方政府婚姻登记部门兼顾了婚纱摄影，它把自己的职能突破到了公共事务以外。在这种情形下，即使相关官员两袖清风，也叫人难以信任其动机。所以要重视非政府部门在确立社会信任中的作用，例如，像志愿者组织一类就可以承担一定的公共事务。（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