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庭直接影响被告的辩护权，是对委托辩护契约的违背；且这种“不合作”不利于修复法官与律师关系，本质上是以一种违反程序的方式捍卫程序公正，本身也是不正义的。

　　在我国的刑事法治结构中，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形同拉动司法的“三驾马车”，共同驱动刑事司法朝着正义的目标奔驰。理想的状态是，检察官以国家公诉人身份提起公诉，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对犯罪的有效追诉；律师庭上积极进攻，在履行辩护职责中兑现刑事立法赋予被告人的各项权利；而法官则“稳坐钓鱼台”，在“坐山观虎斗”中明察秋毫，实现庭审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

　　在上述理想的结构中，律师构成法官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重要“装置”，能有效防范执法者基于破案功利性目的而施予的蒙骗与粗疏。法官与律师在实现正义、保护人权上应该休戚与共，相互凭依。但奇怪的是，近年来我国屡屡发生律师与法官的冲突事件，法庭上风云不断，乃至“死磕派”律师成为一种法治现象。最新的例证是，广东惠州中院第一审判庭上，不久前就上演了律师集体“出走”的罕见一幕：黄萍等人涉嫌多项犯罪案件中的辩护律师，不约而同集体退庭，抗议法庭违法、不公审判，而审判长选择继续庭审。

　　律师集体退庭，被法律界广泛解读为维权、“护法”。退庭的理由，乃是律师们认为庭审冒出太多荒诞不稽的违法审判现象。庭审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让辩护律师弃被告人不顾而选择退庭抗议？在缺乏充分且对等信息的情况下，我等局外人不好擅下论断。不过就这场冲突，再联系到近来发生在法庭上的一系列法官与律师冲突事件，不难看到两个被誉为法治中流砥柱的群体在对抗，二者对于程序正义的共识被撕裂。两个原本具有共同职业理想和话语体系的群体，缘何走到今天这种境地呢？

　　域外的刑事法庭上，是辩护律师与公诉检察官在激烈抗辩，法官大可“坐收渔翁之利”，从中明辨是非、居中审裁。奇怪的是，这种控辩双方的对峙，在我国却演变为了法官与律师的冲突。我国庭审还处于改革过程中，一些审判依然带有“走过场”的味道，此时律师的积极攻势往往给庭审带来压力和突发状况，使得法官难以应变，强行推进司法程序而产生冲突。因此，只有真正实现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核实证据中的实体功能，法官才会主动利用律师制造的“麻烦”，提高庭审的质量。

　　当然，律师选择集体退庭，或许正如一位律师在博文中所说，是“壮士断臂的做法”，但这种方式本身不值得倡导。退庭直接影响被告的辩护权，是对委托辩护契约的违背；且这种“不合作”并不利于修复法官与律师关系，本质上是以一种违反程序的方式捍卫程序公正，本身可能也是不正义的。不找到背后的病根，激愤下甚至呼吁让冲突“来得更猛烈些”，不免让人感到担忧。

　　说到底，法官与律师有基本的法治共识，应该共同维护程序公正。法官应该借助律师的辩护功能，实现对案件事实的审查和证据认定；律师应该在尊重法官和司法程序的基础上，推进司法审判公正。作为法治驱动的关键性力量，法官和律师的关系不仅关涉到一桩桩具体的案件，更影响到整个法治的进程。如果双方预设立场，带着敌意在庭审中展开对峙，必然会是两败俱伤的结局，伤害的最终还是司法正义。（作者系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