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农产品价格潮起潮落，以致许多地方出现农民“卖难”问题。农产品价格“过山车”问题再次聚焦农民组织建设，也给我们重新审视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转机。我们必须摆正心态，正视现实，深刻认识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做大做强农民组织作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并将其纳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出实效。

　　首先，进一步强化对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的认识。我国农村改革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实现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唯一出路，也是稳定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最佳形式。农民没有组织起来，是造成“三农”问题严峻性的重要根源之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各地经验表明，提高农民组织化不仅是破解当今“三农”诸多问题的根，也是确立农村改革发展六大制度建设的本。因此，要彻底摒弃“恐合症”及其思维，为实现农民“盼合”愿望多做几件实事，是当前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的第一要务。

　　其次，借鉴“东亚农民组织模式”，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转型。我国农民组织选择何种模式，一直是农经界争论的焦点。经过多年争论，最近比较趋于一致的观点是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母体，嫁接日本、韩国农协及台湾农会的经验。这样会大大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质量，并可促其由专业化向综合化方向转型。日韩农协及台湾农会被国际农经界称为比较成功的“东亚农民组织模式”，凡是访问过这三地农业的人士普遍认为符合中国国情。通过嫁接，可以解决长期困惑我们的农协（农会）模式“看着好，学不了”的矛盾。现阶段，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体制提升转型必须逐步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在完善合作社的经济功能（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和指导功能（传授技术、传授信息、提高成员素质）的基础上，增加金融和保险两大功能；二是推进基层社联合，形成自下而上的组织体系，逐步建立乡（镇）联社、县联社、省联社乃至全国联社，使之真正成为农民的代言人。

　　第三，构建并扩大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当今我国依法建立的唯一农民组织，按照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扩大扶持范围，通过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等创新，落实“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同时，加大扶持力度。政府要出台优惠政策，积极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嫁接日韩台模式的组织创新：要尽快扩大财政资金扶持规模，提高扶持水平，规定具体可观的资金扶持额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专设合作社发展基金；信贷要放宽金融限制，允许合作社及其成员的资产作为贷款抵押物，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和担保基金制度；不断降低合作社进入流通领域的门槛，使其成为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经营主体，形成产销一体化格局；各级政府要建立严格的扶持合作社发展的考核制度；要把合作社作为国家支农项目建设的实施主体，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等涉农项目都要优先支持合作社；基层政府要把扶持合作社发展置于“三农”工作的中心地位，派遣干部及大学生“村官”到合作社担任指导员，缓解合作社人才匮乏矛盾，为合作社排忧解难。

　　第四，要认真研究发展集体经济的机理机制。实行家庭经营30多年间，由于受“恐合症”的影响，各地发展集体经济的观念逐步淡薄。由于某些决策失误和落实政策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集体经济的肌体，致使绝大部分农村的集体经济几乎成为空壳，农户收入两极分化现象愈演愈烈。反之，在一些地方（华西村、南街村、大寨）至今仍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却呈现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可喜景象。这些村现已成为各地的富裕村、文明村、小康村和新农村建设样板等引领典型。尽管至今仍有不少人对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颇有微词，一些村庄也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种体制能持续几十年且实现了“二次飞跃”，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通过认真探究尚存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机理机制，理清人民公社时代的传统集体经济与现阶段的新型集体经济的本质区别，重新树立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理念，可能会为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进而走共同富裕道路带来不少反思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