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经济发展动力由传统增长点向新的增长点转变，这对贫困地区创新发展路径既面临挑战，但也是一次提质升级发展的机遇。“绿色崛起”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经济崛起为核心，以社会建设为基础，是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模式，是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应成为新常态下贫困地区科学发展之路。

　　树立绿色崛起战略思维

　　经济发展新常态，表面上是经济增速放缓，其实质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贫困地区应用系统、发展、辩证的观点，理性认识新常态下发展条件的变化，顺应大势、扬优成势、健步前行。

　　立足阶段特征，生态涵养、升级发展。贫困地区由于“欠发达”，幸运地保留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地方文化，具有绿色崛起的潜力和优势。在生态文明和经济转型的今天，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老路已行不通。生态是贫困地区最宝贵的资源、最核心的竞争力，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为导向，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发”，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实现生态涵养、发展升级。

　　立足资源禀赋，借智借力、特色发展。资源禀赋决定发展路径。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大多具有独特性、稀缺性、不可复制性，是参与区域竞争的重要法宝。只有特色才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贫困地区应坚持走“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之路，发挥资源优势、比较优势实现反向竞争发展，力戒搞“趋同经济”。由于贫困地区大多处在“资源+资本”的特定阶段，缺乏资本、技术、人才等隐性资源优势，必须把借智借力作为贫特色发展的“金钥匙”，通过内涵拓展和外力撬动，用资源换投入，以时间换空间。

　　立足动力转换，多轮驱动、创新发展。贫困地区过去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反而容易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当前，正是转换增长动力、培育竞争优势的关键时期，应着力打好投资、消费、出口多轮驱动的组合拳。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更加注重突出投资重点、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有效投资；积极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创新实体消费平台，大力发展新兴消费业态，加快形成文化体验、人文观光、生态休闲等新的消费热点；加快培育特色农产品、民俗文化产品等外贸出口，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发挥出口的支撑作用。

　　构建绿色崛起支撑体系

　　生态产业体系。生态产业具有资源利用最优化、整体功能最大化的奇效。围绕“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思路，在资源转换中发展新产业、培育新业态，实现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发展适路、和谐共生。

　　生态城镇体系。生态城镇具有生态化、个性化、人本化、循环利用的特征，是承载人口、承接经济的重要载体，既聚人气，又聚财气。依托原有地理形态、自然风光和历史文脉，依山就势、显山露水，彰显个性、凸显特色，让老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集镇、美丽乡村，促进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资源要素向农村辐射、城镇资本向农村转移，形成以城促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的发展新格局。

　　生态环境体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贫困地区应时时处处以生态为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让群众共享生态文明成果。丰都地处三峡库区生态敏感区，必须绿化好山，保护好水，守护好家园，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以“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系统推进生态治理，因地制宜抓好污染防治、水土保持、地灾防治、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加大长江两岸、龙河、渠溪河等重点水域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力度，努力实现“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积极开展环境优美村城镇、生态文明村、绿色家园等创建活动，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建立绿色崛起长效机制

　　实现绿色崛起是一项长久事业、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来破解难题、释放活力。

　　区域联动机制。贫困地区有些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是跨地区、成片存在的，舍弃整体性就无优势。改变过去地区封闭切割、保护主义盛行、相互内耗的发展方式，切实做到区内联手、区外合作的开发新模式。坚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互惠合作、环境保护联防联治、社会公共服务共享，加快构建新的区域增长带和增长极。

　　市场运作机制。在绿色崛起的过程中，把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发挥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资源效益最大化。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杠杆作用，积极探索PPP等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形成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按照“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加快建立和实施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环境税收制度，突出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

　　考核问责机制。把经济发展好是政绩，把生态保护好也是政绩。根据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明晰功能区域“能干什么、该干什么、干好什么”。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大幅增加考核权重，形成绿色化的考核评价机制。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对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失职渎职的，依纪依法追究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