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动各地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再度激起人们对带薪休假的讨论。舆论梳理发现，今年来官方至少5次公开强调落实带薪休假，一些地方还出台了相关细则。带薪休假能否落实到位？公民休闲的权利能否从纸面走进生活？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休假的本真意义，从法治视角去激活并保障现代公民休闲的权利。

　　从经济考量回归权利思维

　　带薪休假制度是个舶来品，自中国引进以来，这一制度就承载了健康、经济、民生等诸多社会功能。由于带薪休假不仅可以拉动旅游消费，还可有效缓解黄金周、小长假旅游景区拥挤的窘境，所以在“休闲经济”的推动下，带薪休假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从7天“黄金周”的创设到“五一”恢复小长假，几乎每次有关休假制度的讨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都是重要的动机。国务院最近对“推动各地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的强调，也是将其作为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措施。

　　从经济学立场推动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能够为政府部门积极作为提供驱动力，不失为制度运行的重要启动模式。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制度执行的力度很可能随经济形势而变动，时间长了制度本身所暗含的重要价值也可能被忽视，而渐渐成为刺激经济的政策性工具。例如2009年，就有不少广东省政协委员建议在金融风暴时期暂停带薪休假制度。

　　那么，休假是否只是国家的一种经济政策？带薪休假制度对我们而言究竟具有哪些内在的价值和意义？早在20世纪初，带薪休假就被法国人作为一种权利而明确提出。1936年6月20日，法国颁布《带薪假期法》，建立了最早的带薪休假制度。随后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劳动法》还在此基础上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

　　可见，无论是从人的内在需求而言，还是立足国际国内的法律规范，休假都是现代公民的重要权利。这种权利的实现程度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今天讨论带薪休假，首先需要回归权利思维，“带薪休假首先是一种权利，然后才是一个商机，而不能因为它存在商机，才重视这个权利”。

　　带薪休假背后的执法疲软

　　以权利思维审视带薪休假，就会发现权利实现上的孱弱，根源于中国劳资力量失衡背景下的“软”法之弊。现代社会，权利一旦实现法定化，其兑现程度就主要取决于执法强度和司法救济的力度。在我国的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中，正因为执法疲软和司法失灵，才令劳动法长期陷入“软”法的尴尬境地。

　　自1995年《劳动法》实施以来，带薪休假制度已运行整整20年，实施中的执行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人社部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带薪休假落实率约为50%，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报告称，42.4％的职工“不休或未休完带薪休假”的原因是“担心休假影响前途”。这与高温权利等其他劳动者权益的保障现状差不多，由于劳动者对前途和收入的考量，用人单位基于利益计算的规避，加上执法监督力度的孱弱，让带薪休假、高温权利等很大程度上沦为“纸上权利”。

　　按照权利保障的法治进路，当社会主体不能自觉履行保障他人权利的法定义务时，政府监管部门就应当进行矫治。遗憾的是，无论劳动者、用人企业还是公权力部门，几乎都是从经济的立场来审视休假权利，从而失去了维权的基本动力。用人单位企图通过克减员工带薪休假来降低成本；员工担心“休假影响前途”而选择自动放弃权益；监督救济部门也往往优先考虑地方经济利益，缺失监管、处罚、得罪企业的“真心”。各方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让旨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劳动法陷入实施困境。

　　改变法律实施的“疲软”状态，依然需要回归权利思维，增强权利规范的可操作性和强制力保障。虽然每一次政策信号的释放，都足以让人对带薪休假产生无限的期待，但要将这一法定权利落实到位，则离不开我们从权利视角构建更为精细化的法治安排，让悬置的权利最终从“纸上”走进生活。

　　让休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法治的要义在于良法善治。对带薪休假而言，“良法”意味着立法的科学性、可操作性、精细化：“善治”则需要做强执法监管和司法救济。

　　从现有立法看，我国针对劳动者的休息权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规范体系。《宪法》和《劳动法》提供了高位阶的规范依据；国务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和人社部《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提供了具体明确的授权性指引。而从保障权利实现的精细化标准来看，休假立法依然有较大的完善空间。比如，立法确认了带薪休假的权利内容，却普遍缺乏对法律责任的设定，尤其是企业违法责任、处罚标准幅度、执法机关职责等，在可操作性上仍存在“短板”。

　　回归权利本位，休假立法需要从权利实现的角度进行精细化设计。而从法的实施上看，制约休假权利落实的关键环节是执法监管和司法救济。应当通过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行政组织法，确认政府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执法责任，让劳动监察部门摆脱地方利益干扰，专注于权利保护。同时，立足于“无救济则无权利”的戒律，畅通劳动者的维权通道，从思想观念和司法制度上为劳动争议“脱敏”，将侵犯员工休息权利的行为纳入司法救济范围，以强有力的司法正义激活带薪休假制度。

　　此外，从社会发展的文明视角看，休闲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理念。罗素说，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我们所讨论的带薪休假，只是现代人休闲权利的一部分。讨论带薪休假的法治安排，还不得不深入深层文化肌理，将休闲作为一种关系个人发展、经济社会自由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综合性指标，在全社会确立休闲的权利观念和生活理念。在此文化奠基上，则需要以落实带薪休假为契机，在制度上形成科学配套的公民休闲权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