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佐 图

　　关于信用危机所包含的内容，不同的文化背景与语境会有各自的指向性。比如西方社会中所讲的信用，通常指经济方面，尤其是金融领域。但在中国社会讲信用，则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涉及社会、市场、政府、文化、教育、消费等各个方面。所以，如果我们把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社会信用”翻译成英文的social credit，就会变成一个很怪异的词，反之，如果把英文credit直接理解成中国人所想表达的信用，含义则很狭隘。

　　今日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人的任意流动、普通话的普及、交通的发达和市场经济的推动，让一个人可以前往任何地方做生意、打工、生存、发财、躲债，甚至还可能在一地方被通缉的同时，在另一地方改头换面做起了某单位的领导，于是这个社会信用的根基就动摇了。虽说人口流动是现代性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它也打破了人们对自我道德的约束或与他人关系的维持，剩下的也只有设立强制性制度这一招了。

　　当然，信用危机的出现也不是那么简单。虽然人口流动很容易导致传统信任和信用的瓦解，但这也未必是一种确定性的结果。因为新的信任还需要建立，更何况人品、伦理、地方网络、档案制度在传统和现代多少都是存在的。或者说，除了人口流动的因素之外，还有价值观的趋势，即中国近代以来中国人生存哲学的变化，中国民间原本有一种世俗的生存哲学是很发达的，诸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穿鞋的怕光脚的，光脚的怕不要命的”：“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等等，但这类世俗哲学在人口不流动的地方，社会不动荡的年代通常掀不起大的波澜。可是中国近代以来所引进的进化论让此哲学找到了强大的理论根据，这就是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原本作为斗争的哲学，这一价值取向在激荡的年代是有效的，可在市场经济中也用“丛林法则”，那么任何良心、伦理、道德、法律等都无从谈起，剩下的只有“成王败寇”了。可见，由自然主义进化论融合进来的中国生存哲学正在为当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社会能量，它只要再同一种社会结构契合，就可以发生效应了。那么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什么？

　　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结构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同质化”。社会同质化可以同社会异质化对应起来看。前者表现为社会整体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后者表现为社会的多元性或差异性。换句话说，同质化社会倾向于追求大环境，赶热潮，讲攀比等等，而异质化社会重视分割，小众，多趣味。如何对这两类社会进行区分，主要方法是看社会单位的区分度与纯粹度。如果社会单位之间区分度与纯粹度高，社会的异质性就高；如果社会单位的区分度与纯粹度低，社会的同质性就高。比如目前中国几乎所有城市街道都不保留传统的异质性，而体现出千篇一律，各地方人的生活方式，诸如吃的、用的、品位等单一化；而在一个异质化的社会，各个城市有各自的风格，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等。当然，同质化在宏观上本是世界性工业化的结果，但西方社会自身还是维持了异质性的特征。这主要归功于其组织构成、产品质量及单位品质等。可是经历了现代化的中国，同质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大到什么事情一旦成了热点就是全民热，就是跟风，就是一哄而上，小到人们追求一种生活品位的相似性等，由此造成了整个社会在向同质化迈进。在这样一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特征呢？当然，维持高品质是一种可能，但就速度而论，以劣币驱逐良币是最快的。于是乎人们信奉的上述世俗哲学派上了大用场，人们用丛林法则来仿、盗、模、偷，用“投机取巧”、“克隆”或者叫“山寨”的经营之道，即把别人的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让各种产品之间既像又不像，最终导致各行各业门槛，各种品牌和质量标准丧失。（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