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司法公权力机关的观念转变，未来可能还会出现种种借口为律师刑辩设置障碍，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新三难”

　　日前，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强调的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等，对应的是律师执业中的顽症，这些顽症主要表现在刑事诉讼中。所以说，《规定》更多的是在为刑辩律师撑腰。

　　这几天，我和几个刑辩律师聊天，发现他们都改做非诉业务了。问其原因是：做刑事辩护有风险。在代理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预想不到的障碍。

　　刑事辩护在一定程度上最能体现律师的水平，可为什么现在却成了“风险地带”？这是法治社会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应引起足够重视。

　　如果律师不愿做刑辩，那国家公权力就缺乏监督和制约。

　　尽管律师和司法人员的角色定位、职责分工不同，但都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只有各归其位，各司其责，彼此尊重，相互监督，才能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刑辩律师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角度进行辩护；同时，律师通过参与刑事诉讼，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有利于法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居中作出公正裁判。从这个角度而言，刑辩律师的行为也是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重视律师的辩护意见而酿成冤假错案，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教训太深刻。事不辩不清、理不辩不明，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只听检察院的公诉意见，听不进律师的辩护意见，控辩双方将失去平等的对抗，最终法院的裁判只能是公诉方的一面之词。

　　如果律师不愿做刑辩，那公民的权利就得不到保护。

　　为什么此次《规定》用这么大的力度保障律师执业权？就是因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实质上就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因为，律师执业权都是受公民委托，可以理解为公民权利的一种延伸。

　　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当公民遇到权利受侵害，或者被指控涉嫌犯罪时，首先想到的是请律师。如果此时律师连自己的权利都保护不了，还如何保护公民的权利？

　　现代法治社会，刑事辩护必不可少。如何调动律师做刑辩的积极性？关键是司法公权力机关要转变观念。过去，有的司法公权力机关对律师存有偏见，总认为律师是挑刺、捣乱，不尊重甚至歧视律师。这是缺乏法治思维的一种典型表现。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指出，律师制度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因此，司法公权力机关必须正确认识律师和律师制度的地位，才能将《规定》真正落实到位，保障律师执业的纸面权利也才能变为现实权利。

　　律师们无一例外都对《规定》充满了期待，期待这个史上最高规格的《规定》对依法保障律师执业会有所帮助，但期待之中不免有些担忧。在他们看来，《规定》更多的是从技术操作层面对律师权利保障进行了明确，如果没有司法公权力机关的观念转变，律师刑辩可能还会遇到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