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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需要法治大局观
王旭
//www.workercn.cn2015-12-16来源:中工网—《吉林工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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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历史阶段,城市管理既要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刷新和升级管理手段与方式,打造“智慧的城市”和“移动的城市”,让人民感受到城市生活的便捷,同时也要应对信息产业、平台经济等新业态给城市管理带来的问题。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要求,推进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让城市成为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这一要求显示,城市管理工作改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执法体制,而是站在人民美好生活的角度,对城市管理法治化与治理现代化的追求。这离不开在法治大局观下,全面、准确发挥法治在城市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城市管理的法治化,要在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战略下实现。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历史过程,更是城市功能多样化和城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立法和执法要有统筹兼顾的类型化思维,避免“一刀切”。例如,在属人管理上,城市管理既要满足常住人口和收入较为稳定群体的需要,也要确保流动人口、低收入人群等最基本的利益,要有底线思维。对于一些低收入人群的简单商贩活动,既不能简单取缔,也不能放任自流,必须通过集中区域、设定条件的管理方式来提供有效服务,在服务基础上实现秩序。

  从世界经验和我国发展实际来看,城市管理在有的历史阶段需要做“加法”,例如赋予管理部门更多的职权,将更多的事项纳入到以政府为主体的管理结构中,等等。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通过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方式,形成了城市管理的综合执法机构,对城市管理的规划、建设、管理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全覆盖的功能设计。当然,在有的历史阶段,城市管理又需要做“减法”,尤其是对于一些特大型甚至世界级都市、城市群,需要对一些非核心功能进行疏解。这就要形成协同共治的思路,政府管理要向社会和市场让渡权力与分散任务,调动市民自身的积极性来参与治理。中国自古就有“简约治理”的传统,法律应该有更多制度创新,让社会、市场与市民承担起城市秩序维护、公共产品供给的分散任务,政府起到辅助性与托底的责任。

  城市管理法治化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从执法体制改革切入,正是当前中国城市管理改革问题导向的表现。力量不下沉,市县一级城市管理职能交叉、空白,管理效率低下,是当前我国很多城市管理中的问题。综合执法机构的法律性质、法律权限都存在不同的模式,缺乏顶层设计。例如地方城市综合执法机构的隶属关系不清,执法人员身份不明,等等,都是阻碍城市管理有效、合法、负责任的关键,需要通过顶层设计予以明确和解决。

  今天,完善城市管理的复杂性在于,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工业革命初期的城市,而是被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所包裹的城市,需要适应新业态和创新发展的要求。对于这个历史阶段,城市管理既要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刷新和升级管理手段与方式,打造“智慧的城市”和“移动的城市”,让人民感受到城市生活的便捷,同时也要应对信息产业、平台经济等新业态给城市管理带来的问题。例如城市的食品安全监管,就不再仅仅是应对线下风险与实体经济,传统以现场执法和抽检为核心的手段,在面对网购平台、自媒体交易与结算时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城市管理必须在体制机制创新中,不断适应新的城市形态和产业形态,提升自身应对新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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