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服务能级和水平是评价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尤其在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已基本完善下，软环境和软实力建设成为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它直接关系到城市竞争力，并往往与国家战略相联系。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城市的不同定位势必意味着三地之间需要在服务功能上对接、连通，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形成互动并进而产生协同效应，而这种连通性和协同性越强，则其作为区域的能级水平就越高。

　　提升对接首都总部机构的层级和水平

　　首都总部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单一总部特征明显，对区域经济辐射力正在放大；二是为增强资源配置能力，首都总部能级及跨国指数加快提升；三是构建多维城市总部格局已成为首都总部和京津冀互补联动的内在要求。

　　首先，京津冀区域呈现出“单一城市总部经济”特征，集聚于北京的各类总部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的资源吸附能力远远超过了辐射能力，首都总部的发展亟待放大其区域辐射力。同时，北京拥有的真正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公司总部较少，国际竞争力亟待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给首都总部提供了新的契机，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呈现出更加贴近市场、将营运职能逐步向地区总部转移的趋势。大力吸引跨国公司的营运职能、提升总部控制功能将是北京提升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并依此路径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

　　其次，首都总部亟须加快总部能级提升，同时将一些总部功能性机构向周边城市拓展，以形成京津冀总部经济合理分工、适度扩展、相互支撑的协同发展新格局。对于天津来说，应积极承接功能性机构总部，加快承接和集聚与现代制造研发、国际航运及金融创新相关的功能性总部，而天津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条件恰恰具备了承接总部及其功能性机构的良好环境。承接首都总部已成为京津双方的共同需求，也是天津积极融入京津冀一体化、发挥协同合力效应的重要途径。

　　再次，天津在承接首都功能性机构总部应基于自身产业基础、海空两港优势、自贸试验区和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在研发、金融、航运等领域率先突破。以金融为例，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各类市场主体迫切需要信贷资金、金融信息、金融人才等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和高效率配置。北京金融总部亟须借助自贸试验区和金融创新试验来拓展部分功能性机构以放大其功能和效率，而京津金融错位发展（如天津重点集聚发展融资租赁、航运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金融信息共享和对接合作，在此基础上吸引和培育金融运营总部，在金融功能放大和延展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将有利于区域层面提升金融增加值创造能力，激发协同效应。

　　构建标准高、机制新的现代服务体系

　　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城市能级提升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依托。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和经济实力的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内涵也在丰富和提升，其所要求的标准也在提高。就生产性服务业来说，其服务层次在不断提高，服务对象由一般性制造业拓展到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产业链的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由路桥管网和运输物流提升到金融、信息、研发等，由企业、机构提升到总部。就生活性服务业来说，服务对象也由传统的餐饮宿行、消费娱乐提升到文化消费、信息消费及各类创意产品。为此对服务业的标准和氛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高新技术企业、总部机构、研发机构的发展需求和环境依托不同于一般制造业项目，需要全新的机制。比如，金融机构发展具有系统性特征，其需要的不仅仅是商业楼宇和硬件设施的面积和容量，对其落地发展最具诱力的环境是新型金融机构的数量、创新型交易市场的规模、金融人才的集聚程度、金融创新和监管的运营环境。金融创新的力度和创新氛围是金融机构集聚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对于商务、研发总部机构来说，更青睐信息渠道多、筹集资金和集聚人才快、动员和协整资源便捷。应提升服务能级和营造其运营发展生态系统，加快构建投资发展环境优、服务效率高、创业创新诱力大的服务体系，以提升招引总部机构和高端产业的引力。

　　天津自贸试验区对首都金融投资和商务型总部的引力最大，许多总部机构都在谋划如何借助投资与贸易便利化来拓展业务和提升国际化指数。因此，应在天津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和开放措施设计中，将提升能级和公共服务水平作为营造总部运营的生态系统的重点。一方面，应完善园区软环境，形成标准高、机制新、服务优的环境，使工作生活环境与北京无差异。另一方面，以信息平台和第三方支付为手段，将公路货运、物流园区、国际货运等与大型商品交易平台融合，整合产品、客户、物流和信息资源，构建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经济模式，形成国际航运的核心载体。

　　营造创新氛围浓创业机会多的生态环境

　　营造创新氛围浓、创业机会多的生态环境成为服务能级和服务水平提升的新内涵。各类创新型企业和创业群体是创新发展的主体，其发展生态环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一是运转效率高、机制活，二是创业机会多，三是人文环境优越。

　　首先，要营造运转效率高、机制灵活的服务体系。一些新兴产业（如互联网、软件），企业成长周期一般比较短，实现盈利所需的运营年限大大短于传统企业，而其成长和业务扩张速度很快。同时，创新性技术不断涌现，一些在实验室和“孵化器”的研发成果（如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要求快速转化应用，否则就失去了商机和价值。因而其要求政府及管理部门的服务效率既要便捷又要高效，同时又能在筹集资金、整合资源、转化成果、开展技术和产权等方面更为灵活和通畅。

　　其次，要为大众创业、多层次的创业提供空间和机会。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中，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这也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大众创业提供了机遇。构建独有的、有比较优势创业环境和创业氛围成为提升自主创业内生性的关键要素。创业机会源于市场，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机制越完善，创业的机会越多。为此应加大政府减政放权，把放活市场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提升服务水平和环境营造的着力点，让企业和创业主体更多地去做市场选择。另一方面，应针对各类创业主体的发展需求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并在小微贷款业务、结算业务、销售信息、支付账户标准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给予支持，真正为创业者助力。

　　再次，要营造周到舒心、高品位的人文环境。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创新能力，服务最终要落脚到对人的服务，并聚焦体制创新和发展环境两大核心。提升人文环境的能级和水平应在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完善现有各类园区软环境，使创业者的工作环境更便捷周到，生活环境更宜居舒心；二是要营造细微化、人性化的服务以及各种高品位的文化氛围；三是要对接北京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实现京津冀之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作者为天津外国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