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是对旧的突破、颠覆和否定。至少是部分否定，有的还是全盘否定。如果论述了半天还没跳出已知，那就是炒冷饭，算不上创新研究

　　我们应当给新理念一席之地：可以对新理念不认同，但不必吹胡子、瞪眼睛地去反对；一定要反对，也不应当“扣帽子”“打棍子”

　　创新的声音，在中国大地上回响。创新是中国人的追求，创新理念更是中国人的喜爱。

　　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人，具备高超的创新素质和能力。据体质人类学家研究，各民族、各种族的大脑脑量大体上是一样多的。脑量不仅够用，而且还有剩余。不管动过多少脑筋的人，死后解剖都会发现其大脑中有未启动过的“静区”，区别无非是静区有大有小而已。这就是说，从管思维的大脑看，人人都具有大智慧的生理基础，都具备创新的先天前提条件（个别脑病患者除外）。正所谓，“人皆可以成尧舜”。

　　至于说，为什么有人聪明有人愚蠢，其实完全取决于后天努力与否。后天的付出多，脑神经元通畅，大脑的皱纹也就多；后天付出的少，脑神经元鲜有打通，大脑的皱纹也就少。当前，中国有几十万名博士，堪称博士大国；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或有著作，或不时有课题发布，课题费更是与日俱增。过去形容知识渊博叫“学富五车”，现在我们每年出版印刷的学术著作恐怕用500辆列车也拉不完。可是，在这些人、这些作品中有多少属于创新？

　　说创新多如牛毛有多如牛毛的道理，说创新寥寥无几有寥寥无几的道理。我看，咱还是从严要求，谦虚点说：创新不多！要不，中国人均读书量为什么会低得说不出口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读者是花钱请不到的公正裁判员。如果书中充满新见解，读者一定会抢着读的。叫人总是看那些“假、大、空”，看那些人云亦云、老生常谈的东西，等于强迫人家“吃别人嚼过的馍”，有啥味道？

　　有创新的条件而创新不多，这就提醒我们要找一找原因。看来问题出在对“创新”中的“新”字理解不够深刻上。新，通俗来讲是不同于旧。说得透彻一点，新是对旧的突破、颠覆和否定。至少是部分否定，有的还是全盘否定。科学的使命是探讨未知的，如果论述了半天还没跳出已知，那就是炒冷饭，是赚课题费，算不上创新研究。可是，如果正儿八经地搞科研，否定哪一个旧理念，哪一个理念的信奉者、代表者，假如提出者还健在，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不过，我们应当给新理念一席之地：可以对新理念不认同，但不必吹胡子、瞪眼睛地去反对；一定要反对，也不应当“扣帽子”“打棍子”。如果历史证明你的反对是正确的、新理念是错误的，那也要把错误的理念载入史册。因为，你是在批判错误理念中站住脚的，是在批判错误理念中壮大起来的。相反，如果不给新理念一席之地，而实践证明新理念是正确的，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类事，在国外曾屡见不鲜。维萨留斯解剖人体，提出男女肋骨一样多，否定女人是由男人的一根肋骨变出来的宗教传说，并提出“脑管思维”，否定亚里士多德的“心管思维”旧说，最终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提出自由落体定律等，否定亚里士多德的一系列臆断，反驳托勒密的地心体系，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以“宣扬邪学”罪名判处终身监禁。但后来科学证明，罗马宗教裁判所的这一决定是错误的。为此，1979年保罗二世不得不又出面为伽利略平反昭雪。谁都知道爱因斯坦了不起，可你是否知道，希特勒曾悬赏巨资要爱因斯坦的人头？你又是否知道，1930年德国还曾出版《一百位教授出面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错了》　……历史跟爱因斯坦开了个大玩笑，却会毫不留情地捉弄目无创新的权势人物。

　　在学术圈，应该有不同学说、学派并存，要求同存异、求同尊异。这样才能让社会、政府择优推行。事实上，真正做学问的人，谁也不会把对方往死里打。处理得好，完全可以做到知识互补、思维共振。毕竟，学问从来都是反复切磋、琢磨出来的。生物学界都知道上个世纪50年代曾有摩尔根学派与米丘林学派之争。我曾与摩尔根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谈家祯和米丘林学派的包正共事过，并向他们请教。两人都没把自己的学派说得完美无缺，反倒都肯定对方的成就。

　　宽容是创新理念的“催生婆”；　宽厚是发挥集群效应的大前提。做学问就是做学问，要心无旁骛。孤芳自赏，认为“瘌痢头的儿子是自己好”，文章也是自己的美，往往是因为有“旁骛”的缘故。今天，学术圈里仍有许多方程待解。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都应当提供适宜创新的氧气、水分和土壤，把一切不适宜创新的障碍物扫除干净。（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