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北京机动车摇号指标将再次缩紧”的新闻，搅得舆论沸沸扬扬。有人叫苦不迭，埋怨摇号越来越难、买车遥遥无望；也有人点赞称好，称控制机动车数量有助缓解交通拥堵。

　　某种意义上，这种心理有点像公共管理学中的“邻避效应”。大意是政策及项目挺好，但相关人因担心其对自己的潜在负面影响，而滋生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诉求。现实中，这样的现象其实很普遍。大家都挤过公交，或许对这样的经历都有过切身感受：当人满为患的公交车靠站时，不管多挤也要拼命往上拥，而一旦踏入车门，便又会转头朝下面喊：“太挤了，别上了。”有人将此戏称为“变心板效应”。与之类似的，还有近来屡屡发生的群众集会抗议当地修建垃圾焚烧厂、上马PX项目等事件。这背后的复杂心态，无疑值得仔细琢磨。

　　从根儿上说，这种现象源于公共产品带来的成本收益不对等。确实有一些项目或设施，效益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但潜在的负外部性却要由附近居民来承担。所以，遭到相关居民的反对也是再自然不过。但这不是全部道理。迈入工业时代，城市规模日益扩张、发展速度日新月异，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交锋时有发生。倘若在公共决策中，每个居民都只从个人利益出发，那么很多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好项目就会无法上马，城市的治理也难以凝聚起最大公约数，最终埋单的还是所有市民。

　　“邻避效应”属于世界难题，是每个城市在发展中都会经历的“成长烦恼”，但也并非无解。城市治理千头万绪，每一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都需要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关键就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凝聚共识。要明白，公共利益的维护，来自每个人在合理范围内让渡一部分个体利益，这就像交税、上保险一样，是一种必要的付出和妥协。这些年来，我们呵护权利的意识增强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观念不仅没有过时，还应该得到强化，毕竟，它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客观要求。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吃亏”的焦虑之中，让个体的利益诉求极端化绝对化。

　　与“邻避效应”相对的，是“迎臂效应”。从避到迎，行为方式的变化背后暗含着思想观念的转变，那就是大家都能认识到政策措施的积极意义，从而将公共治理的目标与过程更好地统一起来。这里头，需要广大市民涵养理性，多些大局意识、长远考量；需要政府部门提高能力，多些为民情怀、条分缕析，这样才能让每个人都能从发展中受益，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支持发展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