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于事后、防于事前、防惩并举的反腐倡廉思路和方法

　　反腐与倡廉，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腐必须倡廉，倡廉的基础是切实的反腐。历代王朝在与腐败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惩于事后、防于事前、防惩并举的反腐思路。在中国古代林林总总反腐倡廉的具体措施中，如下四个方面对于当下反对腐败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其一，正人先正己，养廉先养心。

　　在私有观念还存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欲求，都有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如果人的欲求得不到有效约束并超过合理的界限，腐败就容易滋生。治腐先治心，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只有扎好心灵篱笆，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才能淡泊名利，抵御诱惑，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许多治腐心、养廉心的思想认识，也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儒家把人生目标定位于成仁成圣，主张官吏要正身修己，仁民爱物，这些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和相关考试制度浸润到人们的心中，起到了很好的防贪拒腐的作用，中国古代一些清官廉吏，如东汉的杨震、明代的海瑞都是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奉者和践行者。宋代吕本中撰写《官箴》，强调“为官之法”，惟有清、慎、勤。包拯以遗训的方式为子孙立下规矩，“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周公把商纣王作为反面教材，规劝周武王、周成王要敬畏天命，要立君王之德，不可贪图安逸，弃德任刑，这些教育内容都保留在《尚书》中的《多士》、《无逸》、《多方》等篇章中。

　　其二，表彰廉吏，斥责贪官。

　　在中国古代社会潜规则盛行，要做一名清官廉吏确实不容易，压力很大，要抵御金钱美色的诱惑，要排除大大小小权力的干预，要摆脱复杂人情世故的羁绊。为官清正廉洁，就意味着要失去许多物质利益，甚至可能失去权力，失去朋友，失去亲情。从中国古代倡廉的历史实际看，表彰清官廉吏，不让“老实人”吃亏，不失为倡廉行廉的有效办法。

　　司马迁《史记》设立《循吏列传》以后，历代正史大多设有《循吏传》《良吏传》，宋代费枢专门撰著《廉吏传》，让“以不贪为宝”的子罕、“一钱太守”刘宠、“二不尚书”范景文等廉吏彪炳史册。历代封建统治者也都注意褒扬“廉吏”、“循吏”，通过增秩、升迁和死后追赠追谥等方式，树立廉吏的形象，通过廉吏的言行表率作用给予社会正能量，弘扬正气，荡涤官场歪风邪气。汉代南阳太守召信臣节俭清廉，为民兴利，人称“召父”。蜀郡太守文翁兴办学校，勤政为民，政声显著。汉哀帝下诏为文翁立祠，又命郡二千石官员奉祀召信臣坟冢。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后追赠“武穆侯”印绶，谥为“忠武侯”。

　　与表彰廉吏相对应的，是对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谴责和鞭挞。我国历史上早期称贪污为墨罪，也称赃罪，“贪以败官为墨”，贪腐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污黑不净。《诗经》对那些居官行贪，或凭借政治地位和权势攫取各种非法利益的贪人用“败类”予以贬斥，表明人们对于贪腐的憎恨和厌恶。明清时期文学家更是把百姓对贪腐的憎恨融入小说、戏曲、笔记之中，嬉笑怒骂。

　　清廉光荣，贪腐可耻，表廉吏，斥贪官，一褒一贬，让清廉者名垂史册，将贪腐者钉上历史耻辱柱，善恶彰显，是非明辨，引导人心向善。

　　其三，立制反腐，巡察地方。

　　官吏的道德自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腐败，但这种软性约束弹性很大，效率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中国古代政治家们也领悟到，只有依靠较完备的法制，才能保证行政机构的有效运行，有效遏制腐败和处置腐败。所以，无论是皋陶之刑、《禹刑》，还是《秦律》、《唐律》对贪腐都有明确的惩罚规定。在防治腐败的制度中，最有创新意义的，一是察举、考试任官制度，二是刺史巡察郡县制度。

　　防治腐败首先要把好官吏的入口，选出贤能的好官，建立一套良好的官场“准入”制度。什么样的官是好官？一是有“德”，二是尚“清”，即廉洁。为了选到高素质官员，在先秦时即出现了“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这种察举手段，民间叫“举贤”。两汉时期，察举贤良方正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了防止“察举”中有违规行为，先秦时的秦国就规定，如果所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治罪，在汉代则叫“连坐”，即举贤者要负终身连带责任。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古代为了选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其次，对官吏进行有效监督，形成权力的制衡。汉武帝设立十三部（州）刺史，刺史受命于皇帝，代皇帝定期巡察地方，以“六条问事”，主要巡察地方二千石等高官的腐败行为。刺史虽然只有六百石，但能监察二千石的地方守相，行政级别虽低，但任重职大。刺史巡察郡县，对于整肃吏治，发现和震慑腐败，笼络民心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其四，铁腕治贪，形成威慑。

　　在中国古代，遏制腐败的一个手段就是重典反腐，甚至运用严刑酷法惩贪。夏朝时定了“昏、墨、贼、杀”之刑，贪墨之官是要掉脑袋的。商朝凡是收受贿赂的贪官都被列在淫风中之“货”罪，要处以墨刑，即在贪官的额上或脸上刺字，以示羞辱。西周把官吏营私枉法、贪污受贿等列为“五过之疵”。

　　汉代重用一批铁面无私的循吏，对贪腐者进行定向打击。北魏规定“枉法十匹，罪之以死”，仅太和八年被处死的贪官就达40多人。明朝更是重典治贪的典型。在《大明律》《大诰》之外，朱元璋组织人员编写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朱元璋反腐惩贪的决心大，力度强，措施有力，对于贪腐者确实起到了强烈震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