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署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文件标注日期为8月1日，即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不仅开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之路，也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日军侵占东北后，加紧了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扩张，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事件，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如“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等屈辱条约，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于1935年10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署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文件标注日期为8月1日，故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不仅开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之路，也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八一宣言》是集体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强调，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在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影响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结合国内迫切的形势，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八一宣言》经过集体酝酿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查同意，发表于巴黎《救国报》。《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八一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八一宣言》促进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毛泽东在欢迎王明等人回国的谈话中曾讲到，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有今天，应该“饮水思源”，是《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才促成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制定。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一致赞同，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以《八一宣言》具体内容和政治主张为基础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议还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十大行动纲领。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党的《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决议和会后毛泽东同志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它们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系统化，给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八一宣言》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开辟了道路。《八一宣言》发表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日爱国热情，推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迫使国民党方面改变态度，考虑联共抗日的主张。首先，《八一宣言》推动国民党开明派别与我党的合作。国民党开明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八一宣言》发表后对中共的政治主张表示赞同。其次，《八一宣言》促使国民党当局改变态度，国共关系开始松动。1935年底开始，蒋介石便从国内国外两个途径与我党接触，1936年1月，国共两党派出代表在南京进行非正式谈判。不久，双方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国防政府、国防军等具体问题进行交涉。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全面合作，共同抗日。

　　《八一宣言》的发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形成。在抗战胜利70周年、《八一宣言》发表80周年之际，重温历史，了解我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的努力，对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开创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新局面，无疑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