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李鸿章是对手和政敌，积不相能，互不买账，可谓天下人皆知。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关系则远非这么简单明了，他们若即若离，非友非敌，可以利用时彼此利用，可以帮衬时互相帮衬，明里较劲和暗中拆台，这类事情，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质而言之，张之洞对于袁世凯实有救命之恩。

　　张之洞比袁世凯年长二十二岁，行辈为先，资望亦高，在他的心目中，袁世凯乃是行伍出身的粗人，这样的新贵斤两不足。徐树铮致书马通伯，其感想自出机杼：张之洞倚老卖老，不好侍候。袁世凯原本对张之洞执礼甚恭，却一再被他怠慢轻忽，心中难免愤懑，耿耿然不易释怀。两人若能“尽其材画，戮力中朝”，武昌之变就很可能不会出现。徐树铮是段祺瑞最倚重的智囊，在北洋人物中堪称佼佼者，很显然，他偏袒袁世凯。徐树铮举了一个例子，证明张之洞为人行事过于傲慢，故作偃蹇恶态，造成本不该有的关系裂痕。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从武昌入京，路过保定，其时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恭请张之洞阅兵。阅兵完毕，袁世凯在官邸设宴，直隶要员悉数入席，态度颇为谦恭，仪式十分隆重，张之洞却倚案垂首，不合时宜地打起瞌睡来，发出匀细的鼾声，这种情形当然令东道主大为尴尬和难堪。张之洞醒后，又只与席中翰林后辈杨士骧喁喁长谈，将袁世凯晾在一边，如同陪客，枯坐无聊，插嘴不上。在满席部属面前，袁世凯的面子简直无处搁放。

　　有一天，军机大臣张之洞询问幕僚高友唐：“外间对余有何议论？”高友唐如实回答：“郑孝胥有个总结：”岑西林（春煊）不学无术，袁项城（世凯）不学有术，老师有学无术，端午桥（方）有学有术。‘“张之洞笑道：”我自问迂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不过比较岑、袁多识几个字。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高友唐遂以”老成谋国“四字推许张之洞。张之洞闻之莞尔。

　　南粤名士蔡乃煌善于逢迎。有一次，张之洞宴请袁世凯，蔡乃煌叨陪末座。宴后赋诗，蔡乃煌得妙联“刺虎斩蛟三害尽，房谋杜断两心同”，上联隐指张之洞、袁世凯二人的政敌瞿鸿禨因泄露国家机密已被驱逐出军机处，下联则连瞎子都看得出，极力称赞张之洞、袁世凯同心同德，具有唐朝贤相房玄龄的谋略和杜如晦的决断。蔡乃煌凭此妙联获授上海道台的美官肥差，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事后，蔡乃煌索性做了个囫囵人情，把著作权拱手送给张之洞，坚称此联是张之洞妙手偶得的。

　　有趣的是，有术且多术的袁世凯尚缺保身保命之术，最终却要乏术且无术的张之洞伸出援手，才好不容易从鬼门关撤步回头，觅得一线生机。

　　慈禧太后死后，载沣为摄政王，决定为兄（光绪皇帝载湉）报仇，诛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朱谕初稿拟定的罪名为“揽权跋扈，植党营私”，许多大臣不敢置一词。唯有张之洞硬着头皮，“再三婉陈，力为乞恩”，而且警告载沣，袁世凯身负练兵重任，羽翼已丰，死党有力，京师已在其掌控之中，倘若处置不慎，则社稷、宗庙危如累卵。谕旨最终由张之洞改拟，袁世凯开缺回乡养病，保住了首级，就保住了东山再起的希望。

　　曾有人私访张之洞，问道：“项城（袁世凯）乃英鸷之辈，朝廷既然不能用他，杀掉是对的。如今他怏怏不悦，回乡养病，难道朝廷就不担心后患无穷？”张之洞的“洞见”纯属书生之见：“明朝崇祯皇帝勤政爱民，本是一代明君，只因对待群臣过于严厉，轻易诛杀大臣，终于导致亡国。现在摄政王仁厚英明，理应导以宽大之怀，培养祥和之气，增强国脉，倘若他摄政之初就诛杀先朝倚重的大臣，我担心他杀顺了手，会重蹈明朝末季的覆辙。”

　　乍听去，这番话句句在理。然而袁世凯绝对不是忠臣义士袁崇焕，他的城府比皇宫还深，张之洞并未看个清楚分明。由于张之洞多嘴多舌，袁世凯捡回一条性命，中国现代史上就增加了许多铁血交飞的折腾。

　　袁世凯对张之洞理应感激涕零，天下人却要为此付出格外高昂的血泪代价和生命成本。（作者为湖南省作家）

清末“三屠”

　　清代末年，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有三：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广总督张之洞。时人称之为“三屠”。

　　三屠者，袁世凯好行杀戮，自小站练兵至山东剿拳到天津搜杀拳民余遗，杀人不计其数，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不畏强暴，自监司大员以至微员佐贰，有时且劾至百余人，称为“屠官”；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为“屠财”。

　　另外一说为：“士屠”张之洞力主废除科举制，让大批科举及第走上仕途的“士”人断绝了上升之路；袁世凯被后代的历史学者称做“民屠”，是因为他镇压义和团，双手沾满了反抗民众的鲜血；还有一个就是“官屠”岑春煊，所谓官屠就是屠官、杀官，准确地说是杀贪官。（陆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