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其书

　　在经过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经过秦汉之际的以法家及黄老道家治国之后，最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贤良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跃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经学）。

　　在汉代，《论语》和《孝经》成为时人的必读书。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论语》同《孝经》（一说《公羊传》）一起与其他五经一起刊于碑石，获得了与五经并列的地位。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至开成二年（837年），《论语》与《孝经》、《尔雅》再次一起被作为经书刻于碑石，称为“开成石经”，昭告天下。而在此之后历经五代十国直至南宋年间，其作为经的地位一直未曾改变，直到清朝时依然如此。

　　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至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唐朝中后期为韩愈、李翱大力鼓吹的《大学》、《中庸》，经过北宋诸子及后学南宋朱熹等的遥相呼应，最终与《论语》、《孟子》一起并称为“四书”，并一举超越五经的地位，成为后世学者所必研读的经典。而朱熹的《四书集注》更在元代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钦定教材，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显赫历史地位。而四书五经加上《尔雅》、《孝经》，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的至尊极品——“十三经”。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至五十九年（1794年），乾隆皇帝命和珅、王杰为总裁，金简、刘墉、董诰、彭元瑞为副总裁，将“十三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刊刻于御碑之上，计189块，立于太学（国子监），于是便有了现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十三经碑林，又称“乾隆石经”。“乾隆石经”是历史上儒家经典碑刻中最完整、保存最好的一部，也是世界上最大、最厚重的一部书。

　　孔子及其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精华就凝聚在《论语》一书之中。它对中国人包括儒家文化圈内各国如朝鲜、日本、越南等乃至欧美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等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气质。

　　在培育、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回顾2500年前，回到孔子那里，回到《论语》中，去汲取孔子为政治国的智慧源泉。

　　《论语》的思想博大精深，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方方面面。这里，我们主要学习和汲取的是《论语》中的修身为政治国之道。

　　身正是范

　　作为为政者首先要做到以身作则，身正是范，这一点在《论语》各篇、各章节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得之学矣。”（《论语·学而》）

　　子夏说：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侍奉爹娘，能尽心竭力；服事君上，能豁出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这种人，即便他说没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君主制随之终结，民族国家得以兴起和建立，而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等各方面必然会面临着现代性转化。君主虽然不存在了，但是还是有上下级之分的。作为一名为政者，他是否也应该做到对妻子重其品德超过重视容貌呢？侍奉父母，是否应尽心竭力呢？对待上级，是否能身体力行，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呢？当然，下级对于上级所言不正确地方的还要进行劝谏，所谓“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此外同朋友交往，是否说话诚实守信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先秦儒家（包括后代儒家比如汉儒、宋明儒）是非常讲求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它认为知道了就一定要去践行，不去践行那证明他所谓的知不是真知。所以，孔子的高徒子夏才说，能够做到以上几点的，虽然他说没学习过，也就是说文化程度不一定高，但是他一定会说这个人已经学习过了。因为这个人已经通过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做人的真谛。如果一个为政者能够以身作则、身正是范，必定会影响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下属跟着去学习。那么，整个国家、社会的风气必然会为之焕然一新。

　　子产是春秋时郑国的贤相，郑简公、郑定公时执政二十二年。当时正值晋、楚两国争强、战争不息的时候，郑国地位冲要，而周旋于这两大强国之间，子产却能不低声下气，也不妄自尊大，使国家得到安全和尊敬，真可谓古代中国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孔子非常敬重子产，他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行为合乎君子之道：他自己的容颜态度庄严恭敬，他对上级负责认真，他教养人民以恩惠，他役使人民合于正义。”

　　那么，现代的为政者是否应从中借鉴一二呢？管理者应该端正自己的容貌。《礼记·曲礼上》曰：“勿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意思是说，不要不敬，仪容要端庄稳重，如有所思，措辞要安详确定，这样才能安定民心呀！孔子的高徒曾子亦言：“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即曾子认为君子行道应该重视三件事情：变动容貌，才能避免下属粗暴和怠慢，端正脸色，就近于诚信了；衷心发出言语声气，就会远离粗鄙悖理。也只有如此，下级才能敬重你，认可你，支持你。为政者对于上级应该认真负责，对待下级应该施以恩惠（非借小恩小惠拉拢人心之意，而是说让下级时时感觉到上级在关心体贴自己）；在支使下属的时候要合于道理，也就是说不能无缘无故地支使下属；每一个下属都有自己的职责范围，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他当然不会说什么，否则便会招致怨声载道、人心离散。再如：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在这里，鲁哀公向孔子问如何为政，他问道：“要做些什么事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到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服从了。若是把邪曲的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服从。”所谓上行则下效，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墨子·兼爱中》言“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韩非子·二柄》：“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后汉书·马廖传》：“传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都是同样的道理。它提醒为政者不但自己要以身作则、身正是范，同时在选拔任用人才的时候也要注意：一定要把贤良正直的人、受人爱戴的人提拔出来，否则把那些只会阿谀逢迎、溜须拍马而一无是处的小人提拔出来，其他人就会有怨言，也就不会服从你，即使口头表面不反对，背后也会指责你、批评你。

　　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可谓比比皆是，再比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季康子（鲁国执政大夫）向孔子问为政。孔子回答说：“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您自己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

　　子路问政，孔子说：“先之，劳之。”请益（增加）。曰：“无倦。”（《论语·子路》）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

　　这里讲的也是一个为政者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身正是范的道理。凡要求下属所应有的德行，应以身作则，先于他们去践行，那么下属就会不令而行。凡是要求下属的事情，要能够做到亲身从事，那么他们即使劳苦也不抱怨。而且要如此行事，不知疲倦。也就是说要坚持这样去做，不能虎头蛇尾，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仲弓做鲁国权臣季孙氏的家臣，向孔子问如何管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先劳神费心，再让主管人员积极主动做好其职务工作，赦免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能的人才。” 仲弓问：“怎么能知道贤才而选拔他们？” 孔子说：“选拔你熟悉了解的人。你所不了解的贤人，别人会舍弃他吗？”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孔子说：“你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你本身行为不正当，纵使三令五申，下属也不会信从。”孔子又说：“假若端正了自己，治理国政有什么困难呢？连本身都不能端正，怎么去端正别人呢？”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鲁国执政大夫季康子就以此来向孔子问如何为政，他说如果诛杀无道之人，使得他们向有道之人靠近，这样做可以吧？孔子断然否定了这一想法。孔子认为，为政治国，怎么能一味用杀伐呢？如果你想为善，那么人民就跟着为善。为政者之美德就像风儿一样，小人之德行就像野草一样。风从野草上经过，野草必然会为之折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