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令人扫兴的文体就是论文，因为它从来不“入戏”。力图客观中立，也就永远与现象世界二元对立。虽然节制是一种美德，可也未必不是情感的贫乏。理智的眼睛里闪着凛冽的寒光，永远不能体会天人合一的妙处。

　　评论亦有此弊。但若是不甘于性冷淡的画风，而“旗帜鲜明”而“鼓与呼”，则近于“宣传”。宣传就是自我催眠与催眠。宣传之恶在于：控制欲太强，与客体难舍难分，太容易自我陶醉。受众之反感于显而易见的宣传，就是反感这种的强势的父亲对“正确”的垄断。

　　能将学问做得“入戏”的，才是教育，至少是自我教育——教育应当具备催眠的特质；不能够或不愿意“入戏”的，是学术。学问之术，非道也。于丹虽然屡屡遭到圈内学者的抵制，但在学术圈外却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恰因其“入戏”，学问因而具有了宗教的情怀与特质。

　　目前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衣则汉服，礼则周礼，乐则古乐，这种随处可见的仪式化就是在对传统文化一百多年的怀疑、否定、批判、污名化之后，重新“入戏”的需求。

　　我从前反对对汉服不假思索的狂热。现在想来，对汉服的争论，究竟是要恢复哪一个“汉”——是狭义的汉朝之“汉”，还是广义的华夏之“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全球一体化的现代制式化装束的褒衣博袖、峨冠博带，可以将人们带入到关于传统中国的温良恭俭让的戏份中去。传统文化的复兴不能没有仪式感。

　　而这种“服古之服”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文化复古的先师孔子。孔子为了贯彻在道统上的主张——恢复周礼，在形式上甚至创制了儒生的统一装束——儒服。据说，在此之前，孔门弟子子路“冠雄鸡，佩豭豚”。这赳赳武夫的打扮，怎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儒者“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的精神气质呢！所以，孔子要为儒者正衣冠。

　　孔子居鲁，鲁国多儒士，社会风尚则是“举鲁国而儒服”。夫子说：“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依照孔子的理念，“服古之服”是服务于“志古之道”的。

　　鲁国的国君鲁哀公对此颇有疑虑——“然则今夫章甫、句屡、绅带、扎晋笏者，此皆贤乎？”（那些穿戴着“标配”儒服的人，都是贤人吗？）“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儒服真的有益于天下归仁吗？）但他依然对庄子说：“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鲁国多儒士，少您先生的粉丝）

　　庄子断然否定：“鲁少儒。”他的理由不容辩驳：“（庄）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履屡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庄子·田子方》）庄子的理由与孔子的理念是相吻合的，“服古之服”者必然应该“志古之道”。

　　为了验证他的判断，庄子建议鲁哀公号于国中：“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哀公采纳了建议，结果“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只有一个例外：“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这是唯一一个名副其实的儒者。

　　以名实相符、表里如一的标准来考量某种装束，则当年儒服的另类和尴尬，恐怕仅次于今天的汉服。

　　两千年以后，康有为替那场争论中的儒家辩护：儒者创为儒服，时人多有议之，否亦以为行道自行道，无须变服之诡异。岂知易其衣服而不从其礼乐丧服，人得攻之；若不易其服，人得遁于礼乐丧服之外，人不得议之。此圣人不得已之苦心。（《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不愧是孔子的知音。衣服之事，虽然大有可能流于肤浅的跟风模仿，可是特定的衣服——制服，却也是一道闸门，让身在其中的人行为有所约束，就像警服之于警察，袈裟之于和尚。

　　服是道的外显。仪式即或只在一时，也有其载道的功用。行为艺术无一不是用来载道的。改朝换代，异族统治，无一不是从改服色开始。改变服色，就是改变日常生活。如果改变不能深入到日常生活，则革命或者改革的宏大叙事不能在实际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