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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治道与汉初政治
曲柄睿
//www.workercn.cn2017-12-01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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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的出现与应用

  黄老之学,是战国中后期兴起的一种包含养生方法与治国理念的学说。它托名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既提倡因时因势调养身体状态,达到顺天应人的境界,又融合了老子提倡的清静无为的主张。这一学说,形成并兴盛于齐国,后传至秦国。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中,已经能见到黄老之学的主张。

  虽然黄老之学强调君主选用贤相,无为而治的虚君政治,但是这一主张,并没有为秦始皇和秦二世采纳。反倒是经历了秦末战火洗礼的汉初君臣,在选择国家的主导方略时,考虑到了黄老之学。

  汉高祖刘邦曾以为自己马上得天下,无需采纳什么学说治国,只要“自马上治之”就行了。其实是想走军事威压的路子。他身边的谋士陆贾则劝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实际是提醒刘邦牢记秦亡的教训。

  那么,新造之汉应以何为治呢?刘邦委托陆贾规划统治的蓝图,陆贾完成了十二篇文章进呈。刘邦每读一篇都大为赞赏,左右高呼万岁为贺。陆贾这十二篇文章结集在一起,叫做《新语》,反映了汉初君臣咸与维新的气象。汉代的目录学著作《汉书·艺文志》将《新语》归入《诸子略·儒家类》,即认为此书反映了儒家的观点,诚然不错。不过《新语》中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黄老思想,也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新语》开篇名为《道基》,其中提到“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新语·至德》:“欲建功兴誉,垂名烈,流荣华者,必取之于身”,重视道术和身体、政治间关系,有明显的黄老色彩。如此看来,刘邦赞赏、布衣将相们称道的主导方略,是一个夹杂着儒学主张与黄老观点的集合。

  按照黄老治道,君主应尽量减少对国家生活的干预,让民尽其力,物尽其流,实现天下大治。用今天的眼光衡量,就是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长期战乱结束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无疑对恢复社会秩序、兴复经济生活,有极大的效力。很快,汉朝的元气逐渐充盈,民众的生活也走上正轨。

萧规曹随

  萧何与曹参都是自芒砀山就追随刘邦左右的老臣。萧何主文,曹参主武。两人都曾在反秦灭楚战争中立有大功,也正因为资历接近,功劳相当,两人之间难免有几分芥蒂。然而,在关涉国家治理的大问题上,两人却都自觉将国家的利益摆在首位,唱了一出汉代的“将相和”。

  汉朝建立之初,以萧何为相,曹参则前往齐国为相,辅佐刘邦的庶长子刘肥。萧何主持了新都长安的营建工程,保证了新政权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可以说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萧何临终之前,刘邦之子汉惠帝问他:“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曰:“知臣莫若主。”惠帝问道:“曹参如何?”萧何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萧何胸襟大度,非常人所及。司马迁评价萧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是肯定他在创业时期的贡献;又说他“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则是肯定萧何对汉朝政治的长远影响。

  无独有偶,远在齐国的曹参听说萧何亡故的消息,吩咐左右即刻收拾行装。他预感到,自己不日将赴长安为相。果然,使者很快就将诏令传达到曹参处。到了长安以后,曹参终日在相府中饮酒宴会,不过问政事。每有下属请示他某事该如何施行时,曹参竟劝对方一同痛饮,大醉之后,请示也就不了了之。

  汉惠帝对曹参的举动很费解,便让在自己身边服侍的曹参之子曹窋回家试探着问:相国为何不理事,是欺负皇帝年轻吗?曹窋据实问了,反被曹参打了板子。惠帝只好自己问曹参。曹参诚恳地问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惠帝回答:“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曹参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惠帝回答:“君似不及也。”曹参给出了他的答案:“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至此君臣相得,和好如初。

  曹参之所以愿以萧何之规划为政,与他在齐国接受黄老之学密不可分。齐国是黄老之学的发源地,曹参甫到临淄,就拜访当地高人盖公,得到了“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建议。他以此为从政圭臬,并将其带到了长安。

  萧规曹随,得到史家的认可。《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了民众赞美二人的歌谣:“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班固评价萧曹“二人同心,遂安海内”。西晋荀勖曾提到“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致画一之歌,此清心之本”。后代往往以萧曹并举,作为贤相的代称。非但看重两人不计前嫌,更是对两人在选择政治方略时顺应时代需求,而能压抑自己欲望的肯定。

尊崇长者的风气

  黄老之学崇尚清静无为,落实在政治领域,特别推崇那些谨厚寡言,无争好让的谦和之士,这批人被称为“长者”。

  汉文帝有次到宫中饲养猛兽的虎圈,询问上林苑的副长官上林尉有禽兽几何,每日开销几何,上林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而他身边管理虎圈的啬夫,敏捷善言,将文帝所问陈说得清清楚楚。汉文帝当即要撤掉上林尉,以虎圈啬夫代之。文帝身边的张释之出言阻止,以为上林尉乃是长者。他援引亡秦为例,所谓“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导致“不闻其过”,二世而亡的后果。如果文帝“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则“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尊崇长者,实际是希望人们能学习长者务实、尚简、崇让、宽厚的品行,使整个社会风气能够缓和下来。

  小至虎圈,大到国家,都以少言少行为美。汉文帝即位之初,任命汉高祖刘邦的功臣陈平、周勃为左右丞相。因为周勃在拥立文帝即位一事上立有大功,故以其为右丞相,地位较陈平为尊。一次朝会,汉文帝问周勃国家一年司法审判有多少、财政收入有多少,周勃不能回答,以致“汗出沾背”。陈平则说各有主事者。文帝追问,既然各项具体事务有主事者负责,丞相日常又应该负责什么工作呢?陈平回答道,宰相的职责为“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对这样的回答,文帝很是欣赏。

  上林尉、虎圈啬夫和陈平、周勃的事例表明,汉初政治强调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思无出位,无越其职,让各行各业顺应自有的发展态势运转,减少人为的干预。

  汉初推崇黄老治道,尊重长者,出现了一批宽和的官员。前文提到的文帝时期周勃、张释之、石奋石健父子,景帝时期的卫绾、直不疑、张鸥,以及后来到武帝时期的汲黯、郑当时,莫不在顺应法律的同时,又参考人情,使秦法遗留下来的尖锐的社会冲突逐渐被化解。其实,汉文帝与汉景帝父子又何尝不是谨厚长者。他们能克制自己的私欲,从善如流,使汉初的政治生活多了几分温情。

  由此,汉代的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很快就步入正轨。《史记·平准书》记录下汉初到汉武帝时的重大变化:“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一变化,就是汉初几代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推崇黄老治道,尊崇长者,与这一历史转变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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