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曾繁仁 演讲地点：山东大学 演讲时间：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泸沽湖，俗称左所海，现为中国第三大深水湖泊。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曾繁仁 1941年出生，安徽泾县人。著名美学家，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山东大学终身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北京天坛。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历来是一个艰苦的创造性过程，我想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出发，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探寻生态美学的中国民族形态。这次，我将自己的一得之见呈现出来，做一次抛砖引玉的尝试。

生态美学的中西差异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属于传统的自然友好型生态社会；古代希腊以商业与航海为生，遵循战胜自然的科学的文化模式。由此，中西方文化具有共生互补性。

　　生态美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美学形态，在西方包括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之环境美学。中国生态美学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引进介绍西方环境美学为其开端。但从21世纪初期起，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中国本土传统生态审美智慧，并开始与西方的对话，即进入跨文化研究。生态美学以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为其重要理论支撑，反对人类中心论，力主生态整体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将自然视为人类的家园。由工业革命时期人类为自然立法发展到生态文明时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共生。

　　中西之所以在生态美学领域能够形成跨文化研究，还是因为两者具有共同性。共同性之一是生态问题是中西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西方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会议之后，已经将生态环境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日渐严重，西方发达国家200年间形成的环境问题在中国短短的20、30年中集中发生了。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资源紧缺型国家，人口众多，人均可耕地、淡水与森林等资源偏少，保护自然环境成为紧迫的社会问题。另一个共同性就是中西生态美学都具有某种反思性与融合性，即对于传统工业革命人类中心论的反思与超越，并且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的融合性，中国到21世纪初已经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目前又明确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其次，是相异性。相异性使得跨文化对话具有足够的空间，也使得中国生态美学得以发展。总之，中西生态美学在相同性前提下具有明显的相异性。

　　其一，近十多年来中西方存在“生态”与“环境”之辩。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力倡环境美学，并且对于“生态”一词多有异议。美国著名环境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一书中明确表示：我特意避免使用生态批评，因为生态批评是一种知识浅薄的自然崇拜者的俱乐部，而环境更能够概括研究对象，体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跨学科性。中国学者则认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争涉及人类中心与生态整体两种不同的哲学理念。历时十年，中国学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生态”一词优于环境之处。一是字义上“环境”（Environment）具有“包围、围绕、围绕物”之意，是外在于人的二元对立的。而“生态”（Ecology）则具有“生态的、家庭的、经济的”之意，是对于主客二分的解构；二是从内涵上说，环境一词具有人类中心论的内涵，而生态则是一种生态整体论；三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生态一词更加切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文化模式，而环境美学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接轨。

　　其二，从生态文化的发生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化是一种原生性文化或者叫做“族群原初性文化”，是在原始形态农耕文化中形成的亲和自然的文化形态。而在西方文化中生态文化是一种反思的后生性文化。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强调“天人合一”，因而生态文化是中国古代的原生性文化。中国哲学以“天人相和”为其文化模式，中国古代艺术基本上就是一种自然生态的艺术，山水画自魏晋以后成为画之正宗，山水诗山水游记甚为发达。甚至传统艺术之工具文房四宝以及古琴、竹笛等材料均来自自然界。而西方古代是一种科技文化，它的生态文化是20世纪产生的反思的后生性文化，是对于工业革命破坏自然进行反思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传统文化。德国著名的生态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老子《道德经》“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加以借鉴，提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美国著名生态文学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对于孔子与孟子“仁爱”思想的借鉴，提出著名的“人与自然为友”的主旨等。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引用《论语》“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作为其亲和自然之依据。

　　其三，从生态美学的话语来说中西方有着差异。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审美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人的审美具有共通性也具有民族的相异性。西方人称“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中国人则称“生生为美”。所以在生态美学之中各个民族之间都有自己特殊的话语。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主要使用“阐释学”的方法与话语。英美分析美学之环境美学则主要使用科学的“分析”的方法与话语。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智慧则使用“生生”的古典形态的特殊话语，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里的“生生”是动宾结构，前一个“生”是动词，后一个“生”是名词，即使得万物获得旺盛的生命，也就是“生命的创生”，是一种东方文化特有的“有机性”内涵。“生生”之生命创生内涵使得“生生”与“生态”具有内在的相融性。“生生之谓易”的文化传统渗透于人民生活与传统艺术之中目前仍有其生命活力，可以充实到当代中国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建设当中。我们以此概括中国传统生态审美智慧，将之概括为中国传统的“生生”美学。“生生”美学是一种“天人相和”的整体性与有机性的文化行为，相异于英美环境美学“分析”之科学性，也相异于欧陆现象学美学“阐释”之个人性。由此，西方之“阐释”“分析”与中国之“生生”就构成一种跨文化对话的关系。其实，诸多前辈学者已经较多地论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论特点，方东美就以“生生”概括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称为“万物有生论”，并将中国艺术称之为“主要是生命之美”。宗白华则对中国传统生命论美学也有较多论述。我对“生生美学”的解读对前辈学者多有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