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出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当代外国主要思潮流派的社会主义观》、《西方马克思主义事论研究》等著作20余种。他开拓了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先后撰写出版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论、分论和社会背景方面的专著共12种，主编出版有关丛书一套共42种，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后即被确定为高校文科教材。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现在属于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面的研究在我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才有所开展的。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为什么会开展起来，这个开展的进程又是怎样的呢？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应该怎么看呢？这里，结合我所参与的部分，作一些回顾性的阐述。

　　我所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缘起

　　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不久，就找学术情报和哲学两个研究所的领导去领受任务，其间说到，中央某领导在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他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一份这方面的材料供参考。这两位所领导都说没有听说过这种思潮，任务没法下达。这时，正在现场的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主任，就向乔木反映了他在我的文稿中看到过这方面信息的情况，乔木当即要我整理出一份系统地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情况的材料。几个月后这样的一份材料在经乔木的首肯后上报中央。哲学所科研处为让更多的同志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就让我在哲学所小范围内作一些介绍，这个信息很快传到了院外，中央联络部西欧局邀我去讲葛兰西，高教部邀我去它在上海、哈尔滨等地举办的高校暑期政治教师讲习班讲“西方马克思主义”，接着全国许多高校、党校、部队院校和一些讲习班、研讨班纷纷邀我去讲“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强烈的社会需要促使我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由临时性的政治任务转变成我在尔后十多年内的研究专业。

　　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不能以苏联模式的观点为标准，而必须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为评价指针

　　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我曾习惯性地按照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这种思潮。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渐渐感到苏联模式关于它的观点，有一些是无限上纲、站不住脚的； 而它批评苏联模式的观点，有一些却是事出有因并有一定道理的。这使我认识到必须重新确立观察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坐标：不能以苏联模式的观点为标准，而必须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为评价指针。

　　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引下，我觉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一方面，它的许多代表在主观上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确实提出了一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有见地的见解。但由于从一开始它就用西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和“结合”马克思主义，把不同哲学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奉为指导思想，同马列主义相抗衡，这就使它同马克思主义区别了开来，因此不能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画等号，不能认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它又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遭到忽视乃至偏离的问题，冲破了苏联模式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这样的认识，我在1982年发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以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看法，既区别于苏联东欧一些学者把它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又区别于西方一些新左派学者把它说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围绕着应该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所展开的争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问题，被日益频繁和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胜而在西方却相继失败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一股在理论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上，它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 哲学方面，它提出了不同于苏联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而主张借助于现代西方的一些唯心主义流派的思想去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

　　倾向于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认为，它“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贩卖资产阶级私货”，而且“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起着消极作用”，“极大地损害着进步的革命运动”。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错误和失误，它毕竟提出了或者重申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到忽略或者偏离的问题，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试图引进20世纪西方的理论作为研究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思想工具，并揭露和批评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些弊端和缺陷。他们在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中推出的大量理论著作，为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探索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新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料。所以，无论在性质还是作用上，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然而，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在我国学术界毕竟只占极少数，更多的意见则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用西方唯心主义去“结合”马克思主义这一本质属性视而不见或者估计不足，因而竭力主张把它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意见和观点，从 1988 年开始，在我国引发了一场历时多年、扩展到海峡对岸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论战。

　　在这场讨论和论战中，有一种意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行的现代西方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本国实际的结合。这种意见显然是把两种不同类型的“结合”混淆了起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导致的是世界观的统一和切合各国不同具体情况的多样化发展，而现代西方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两种不同的哲学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它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真理多元化，在我国则导致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与基本理论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现代西方唯心主义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潮，因此，彻底弄清楚它的性质，就必须分析它的哲学基础，厘清它同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联系。在这方面，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思想倾向中，各选一种作为重点来分析其哲学基础： 在人本主义思潮倾向中，选择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在《存在主义哲学》等著作中，分析了它的哲学基础； 在科学主义思想倾向中，则选择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著作中分析了它的哲学基础。

　　这里以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例进行分析。萨特之所以要用存在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另一方面，又把苏联的所作所为混同于马克思主义，从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排斥人、把人吞没在概念里，“如果不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而重新纳入自身之中，那么，它将变质为一种非人的人学”，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在凡是有人所在的地方到处去寻找人”的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搞“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存在主义的主观的、个人主义的方向，同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的、社会的方向，是相互冲突而不可调和的，所以，所谓用存在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是用存在主义去攻击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