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可以从四个方面主动影响或引导外交事务，包括：传播价值理念、创造思想产品、参与外交事务、搭建外交平台等。

　　很多人知道世界上智库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国——1830个。2015年1月22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综合影响力全球前150名顶级智库中，影响力前十的智库中，美国就独占6席。

　　在公共外交领域，智库的角色和地位极为重要。事实上，没有智库的设计和参与，许多公共外交的议题根本就不会产生。例如，对于中美关系如何定位，政治家们一直充满了疑惑。如果从僵化的意识形态、或从单方面的安全利益出发，那么中美之间的对抗就不可避免。但由于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必须要从专业的角度进行梳理。这时，布鲁金斯学会、卡特基金会等智库就会纷纷登场，以增进两国深入理解为目标，创设包括学者和政治家参与的论坛，以和平与共赢为旨归，影响外交政策的走向。这一点非常有效，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卡特基金会与中国政府等的定期议题交流，探讨了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意义，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影响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定位。

　　不过，智库的角色绝非如此简单。其作用远远超越单纯的学术或政治交流。在美国，智库可以从四个方面主动影响或引导外交事务，包括：传播价值理念、创造思想产品、参与外交事务、搭建外交平台等。这也可被视为是智库在公共外交领域的主要工作。

　　首先，智库在公共外交中最核心的作用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于提供核心话语和理念。公共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理念之争”。一个国家公共外交的成败取决于其所传递的价值观是否被人接纳。智库不但生产理念，也擅长传播理念，还可以通过公众传播影响国外公众舆论，传递本国理念和价值观。

　　其次，智库是用来创造思想产品的。作为议题发现者和议题设计者，通过跨国议题的政策研究、智库间的国际合作与人员交流、智库间的国际会议以及智库舆论的国际传播，不但可以维护国家利益、影响政策制定，更可为国家的整体外交提供战略思想支持。当年兰德公司对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的成功预测与对策建议，就使其声名鹊起。

　　再次，在时机合适的情况下，直接参与具体问题解决。在环保、反贫困、地区和平、政治调解等全球议题中，智库和其他民间组织汇聚了更多人才，能够完成政府难以完成的任务。原因也很简单，智库与政府本来就存在旋转门，智库中不但有第一流的学者能够进行针对性研究，也有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通过项目解决问题。布鲁金斯学会200 多名研究员中，有1/2 具有政府工作背景，担任过大使的就有6位。

　　最后，智库通过民间渠道搭建的公共外交平台，成为第二轨外交，效果甚至会比政府间外交更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华盛顿召开一系列会议，把南非重要的政治家、牧师、商人、劳工代表、学者与美国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官员聚集在一起，对促成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瓦解功不可没。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基金会都有自己的中文网站，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介绍该机构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增进了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

　　美国智库之所以如此强大，秘诀来自于其本身的独立性，包括组织独立、财务独立、研究独立。特别是研究独立，直接来自于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下的学术独立传统。至于在独立的前提下，如何做出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和调查研究，方法就是最简单的市场法则——做出有用的研究。独立与竞争这两大秘诀直接提高了智库的水准。目前，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等甚至已经成了政府“游说”的对象：大政策出台之前，总要将几大智库的精英召集到一起，垂询其意见。有些政策更直接出自智库之手。在制定政策方面，专家们逐渐掌握了主动权。（作者系华南师大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