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充分说明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走过一些弯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历史学如何继承悠久传统和丰厚遗产并不断创新，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20世纪初，率先打破两千年史学旧传统、举起“新史学”大旗的是梁启超。之后，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代史并作出杰出贡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被用于指导历史研究，使中国历史学呈现新的面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历史研究的最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涌现出一批史学大师，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老一辈的史学家都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例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明确表示，要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作续篇。侯外庐在自传《韧的追求》里特别讲到，他1943年获得一篇马克思遗稿的俄译本，请一位同志译为中文，读后“增加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和勇气”。当然，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之处。比如，存在公式化、简单化和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在运用阶级分析法时有非历史主义倾向，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有的人往往把精力用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语句上，忽视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实际上，这些做法恰恰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随着时代发展，历史研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这样那样的理论，但我们始终不能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立场观点方法，并将其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正如恩格斯强调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中国历史学要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研究，这个原则不能有丝毫动摇。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抛弃优秀传统和对外封闭的借口。中国的传统史学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从几千年连续不断记载历史和史料积累方面看，中国传统史学具备独特优势。古代史学家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掩恶的优良传统和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梁启超把唐代刘知几所论史识、史学、史才与清人章学诚所论史德合称为“史家四长”，认为“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这“史家四长”仍值得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学习。此外，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编撰史书的一些方法和体裁仍值得今天借鉴，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更需要在今天发扬光大。

　　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还必须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向相一致，尽量吸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和国际史学界保持经常的交流，取长补短，掌握历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不做时代的落伍者。如果我们对国际史学界缺乏敏锐的观察，不虚心学习，那么，在世界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学必将逐渐失去生命活力。需要指出的是，对国际史学我们不应盲目排斥，但也不能盲目接受，尤其是不能被西方的一些史学理论牵着鼻子走。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鉴别，批判地吸收、科学地改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历史学发展将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努力进行创新。创新应该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理论、观念、方法、手段等都要创新。创新绝不是标新立异，那样的所谓“创新”是不可取的。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继承吸收前人和当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开创性的发展，是对当前和今后历史研究有启迪意义和导向作用的创新。当然，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再向前推进一步也是创新，但更重要的创新是那些具有方向性、导向性的研究。（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