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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中的强权与法治
王若磊
//www.workercn.cn2015-04-28来源: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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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的本质是权力受制于法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政治是现实主义的,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政治需要强人。伟大的政治家功勋卓著,但其权力意志往往和稳定保守的法律之间存在张力。因此,历来有政治强人轻视法律,觉其碍手碍脚,喜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现代社会,法治是最具正当性的统治方式,强人能吏即使再精力旺盛、魄力非凡,也不能过于迷信权势,走得太远以至逾越法律底线,终会导致身败名裂。水门事件就是强人伏法的典型案例。

  政治强人尼克松

  水门事件家喻户晓,大家对其情节都略知一二。但是,为什么尼克松这样一名位高权重的总统会选择肆无忌惮地窃听政敌和掩盖罪证呢?这要从尼克松个人性格和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说起。

  尼克松是美国第37任总统。生于美国加州的他出身贫寒,但自幼勤奋好学、不安命运、理想远大。他以高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虽被哈佛、耶鲁同时录取,但却因贫困只能留守当地一所三流大学。尼克松并未放弃,考取名校杜克大学法学院全额奖学金,借助名校法学研究生的背景敲开了日后成功之门。然而,雄心万丈的尼克松在毕业找工作时却屡屡碰壁,只得回到西部老家一个乡镇律所接点小案。但不甘平庸、野心勃勃的尼克松通过二战参军之路为自己的“逆袭”打下基础。官拜少校的他二战结束后立即冒险竞选议员,以铁腕军人的形象赢得选举,年仅33岁的他成为了美国当时最年轻的众议员。1953年出任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搭档,39岁便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副总统。可惜,春风得意的尼克松1960年在和风头正劲、风度翩翩的肯尼迪的总统竞选中惨败,又在加州州长选举中连败,只得宣布退出政坛,在纽约重操旧业再为执业律师。但野心勃勃的尼克松哪会甘心做一名服务他人的律师,1968年借助越战危局,再度出山,一举成为总统,登上权力巅峰。

  尼克松曾直言:“失败固然令人悲哀,但最大的悲哀是人生既无胜利,也无失败。”这种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尼克松坚韧好斗、胆识过人但又自负多疑、唯我独尊的性格;这种性格又决定了他极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执政风格。纵观尼克松的从政之路,从不按常理、不按规则出牌,肆无忌惮玩弄权术,强人政治一面尽显:打着“反对越战”大旗竞选总统的尼克松一经继位,立刻更深一步卷入越战,号称“美国为撤出越南而战”;以反共著称的他上台就和中国搞起了秘密外交;诸事越过国会,军事、外交、财政均不打招呼、突然袭击;架空行政系统,白宫幕僚班子权倾一时;在任期间声称重建“法律与秩序”,甚至大规模监听不同政见者和媒体。

  当然,尼克松这样的人物能在当时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甚至赢得“全民总统”的称号,和美国政治大的变迁不无关系。传统美国政治恪守三权分立,但两次大战再经冷战,总统权异军突起,以危机时刻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手握军政外交诸多大权,成为实质上的“帝王总统”,三权鼎力近乎有名无实。从罗斯福到艾森豪威尔,从肯尼迪到尼克松再到里根莫不如此。

  水门事件的来龙去脉

  水门事件因事发水门大厦而得名。水门大厦是美国政治权势的象征,坐落于华盛顿西北风景秀丽的河畔,是一座五星级酒店,住户大多是内阁部长、国会议员、总统幕僚,是美国民主党全国党部所在地。1972年6月17日深夜,大厦保安突然发现地下车库大门被胶条贴住,民主党办公室内有光条闪动,立刻引起警觉并随之报警。警察一到随即信手擒拿了5名正在民主党总部试图安装窃听设备和拍摄文件照片的嫌犯。

  警察突击审讯发现领头的麦克德曾为中情局特工,现在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安全顾问。另外4人为古巴流亡分子,从他们身上搜出了白宫助理亨特的联系方式,此时亨特和白宫法律顾问迪恩正在对面大楼遥控指挥行动。

  兹事体大,窃听事件一下牵扯到了白宫。《华盛顿邮报》两个新手记者的深入报道更是造成舆论大哗。这样一个举世关注的案件由此逐步进入司法程序,由联邦地区法院进行审理。负责此案的法官名为约翰·西瑞卡,年轻时曾为职业拳击手,常常重刑判决,坊间名号“极刑约翰”。西瑞卡法官对嫌疑人毫不姑息,为挖出案件背后真相,在陪审团认定有罪的前提下借助延期审判和重刑威慑两大手段,使主要嫌疑人之一的麦克德主动爆料此案背后有“未被识别的高层人士”参与。之后,年轻的白宫法律顾问迪恩顾及自己前程,在全国直播的国会水门案听证会上将内幕全盘托出,直指尼克松直接参与掩盖事件真相,并暗示白宫内部可能存在隐蔽的录音系统。

  案件由此峰回路转、再掀高潮。这时,哈佛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司法部前副部长考克斯领命出任特别检察官调查、起诉该案。此君怀揣法治理想、刚正不阿,抱着“舍得一身剐,敢把总统拉下马”的精神投入该案。考克斯发出传票,要求尼克松必须交出白宫录音带,这种针对总统的强制性司法命令在美国宪政史上实属首次,“极刑约翰”也配合认定此举合法。尼克松以“总统行政特权”和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对该命令置若罔闻,考克斯随即上诉联邦上诉法院。尼克松恼羞成怒,要求司法部长将考克斯解职。但曾为考克斯学生的司法部长理查森拒不领命转而自己请辞,副部长以同样理由辞职,直至三号人物博克同意,立刻解职考克斯并封查了其办公室,扣押全部调查文件。这一事件史称“周六午夜大屠杀”。理查森惊呼:“一个法治政府已经濒临沦为寡头独裁政府。”

  此后,为更快解决此次宪政僵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打破惯例直接受理该案,并在半月内审结,名为“美国诉尼克松案”。除曾在尼克松首任内阁担任助理司法部长的伦奎斯特回避外,其他8名大法官为保证判决的权威与效力,统一步调,以少有的8∶0判定尼克松必须交出录音带,不过基于国家秘密可以对一些内容予以特别保护。

  至此,尼克松政治生涯遭受沉重一击,国会随即启动弹劾程序。尼克松见大势已去,被迫辞职。这时离水门事件发生正好两年。随后接任总统的副总统福特赦免了尼克松的所有罪行。

  法律如何说了算

  世纪大案水门事件以总统伏法告终,但权倾一时的总统为何会服膺手无寸铁的法院?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总体而言,作为法治国家的美国要求所有权力围绕法律运行。但归根结底,判断合法非法的权力掌握在法院手中。在其看来,法官和法院因其专业性和中立性是法律的最佳守护者,形成了美国以宪法为基础、以违宪审查为核心的司法中心主义的法治模式。

  总统和法治的关系。传统上美国三权分立、各管一摊。因此尼克松在拒绝法院“强制传票”时正是借此理由,认为总统没有听命于法院的义务,拥有“行政特权”。但最高法院最终判定,总统或者行政部门虽在其领域享有特权,然而一旦延伸至“可司法”的民事、刑事或者宪法领域,解释权和裁决权在法院,总统也不例外。

  政党和法治的关系。美国法治背后有着很深的政党痕迹,联邦最高法院时常出现的5∶4判决和总统争夺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权这样的事件即是明证。然而,政党和法治的关系在具体案件中往往又具有一定的超越性。例如:在水门事件中,“极刑约翰”西瑞卡法官就是共和党人;而当时的最高法院只有两名自由派法官,首席大法官伯格是尼克松提名任命的,前尼克松内阁成员伦奎斯特也选择了主动回避。

  如何使强权伏法?法治是法律的统治,但法律到底说了什么还是掌握在人手中。美国模式下,这一权力经由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交给了法院。实际上,考克斯在回忆该案时说也有过迷茫,曾担心尼克松一旦拒绝执行法院命令,无枪无炮的法院将权威扫地。实际上考克斯的担心有些多余。法治成为共识的国家民意大都会站在法律一边,特权阶层明显的违法会受到舆论无情的讨伐,这种压力终会让强权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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