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既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19世纪20年代，希腊从当时已经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由于其地缘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希腊很快成为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目标，俄罗斯、奥匈帝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都在希腊独立后的不同时期对其内政外交产生过较大影响。二战临近结束时，丘吉尔与斯大林所做的秘密交易“百分比协定”保证了亲西方势力在战后希腊的国内政局中占据支配地位，但这并没有阻止希腊内战在二战后很快爆发，正是这场内战促使美国出台了“杜鲁门主义”（美国决定援助希腊、土耳其政府，反对其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冷战中希腊坚决站在西方阵营中，于1952年加入北约（NATO），同时随着欧共体的自主性自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加强，希腊加强了与西欧的联系，并于1981年正式加入欧共体。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从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中走出来，努力发展本国经济，世界权力格局在其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希腊似乎未能很好地适应变化的新世界，后冷战时代的历届希腊政府缺乏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决心和方案，当前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正是这类问题的集中体现。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希腊在二战后恢复了君主制，1967年军人政变将其推翻，但军政府很快又于1974年被推翻，希腊自此建立了共和制，代表中右势力的“新民主党”是首个执政的民主党派，20世纪80年代代表中左势力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后文简称“泛希社运”）长期主导希腊政局（1981-1989；1993-2003）。进入21世纪希腊的两大政党新民主党与“泛希社运”轮流主导希腊政局。2012年希腊国内政治势力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左翼激进联盟”从一个松散的竞选联盟转变为独立的政党，并迅速在议会中获得重要地位，一举成为希腊的主要反对党。这样，希腊国内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左翼激进联盟党”、“泛希社运”与新民主党三足鼎立，外加若干其他小党（如极端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希腊共产党）的政治格局。

　　2015年1月希腊议会选举后主要党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再次发生重要变化。由于新民主党与“泛希社运”联合政府解决债务危机的成果乏善可陈，希腊国内选民逐渐对其失去耐心，中间党派势力迅速衰退，左右极端势力都大大增长，尤其是“左翼激进联盟党”第一次获得了组阁的机会。右翼势力在此次选举中也有显著增长。传统的两大主要政党新民主党与“泛希社运”的支持率都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泛希社运”，它只获得议会选举中的4.7%的选票（13个议会席位）。主流政党势力的消退和左右极端派政治影响力的上升是危机压力下民主政府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人们对主流政党解决社会危机的能力表示失望，因此希望求助于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力量来解决眼下危机，新总理艾利克斯·齐普拉斯（Alex Tsipras）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当前希腊的领导人。“左翼激进联盟党”的上台得益于两大传统政党无力解决当前希腊的经济、社会危机，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获得权力与行使权力所需借助的政治力量截然不同，后者需要跨阶层、跨党派的支持才能顺利运行。齐普拉斯的政党有没有勇气抛弃阶级与党派偏见向更广大的希腊民众提出改革诉求，民众对其各项改革方案将如何反应，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希腊未来的政局。

　　那些讨论民主制度的政治哲学家总是言必称古代的雅典城邦，它是民主制度的“理想类型”，人们不应简单推想当前希腊政府仍享有那份殊荣。民主制度的实质在于防止权力的滥用，大众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政治，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得到保证，现实是，当前希腊的政治腐败已成为希腊社会广为诟病的一个现象，政治家普遍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同。同时，主要党派的政治家大多缺乏政治决断，在引导国家向什么方向发展问题上相互推诿，不愿意承担政治责任，如齐普拉斯将国内经济改革（以及更急迫的债务重组）方案交予民众表决，这样，如果希腊改革失败了，决策者可以将原因归咎于“人民的选择”，在民众需要有远见、决断力的领导者的时候希腊政治家大多选择了逃避责任。各政党在面对危机时也缺乏必要的团结，这势必影响了国际社会援助希腊的信心。希腊的政治僵局是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推诿，拒绝妥协的结果，它的更深刻根源则在经济层面上。

　　债务危机与经济改革

　　2008年美国发生了自大萧条（1929-1933）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即次贷危机，这场危机很快波及欧盟等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包括希腊在内的几个南欧国家是欧盟国家中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尤其是希腊的情况最糟糕，其财政赤字很快远远超过欧盟的最高限度。几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了其主权信用评级，这直接导致了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的经济结构本来就存在着较大缺陷，应对经济危机又缺乏有效措施，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有人将希腊等长期奉行不负责任财政政策的南欧国家戏称为PIGS）。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在接受国际社会援助、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之后似乎都走出了那场经济危机，唯有希腊仍深陷于危机之中。这几年希腊经济停滞不前，各主要政党轮番上阵都未能提出富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其实，这场危机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经济、社会政策的弊端的大爆发。

　　希腊加入欧共体的时间比较晚，也没有坚实的工业、制造业基础，其支柱产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海运和旅游上，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这使得希腊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欧盟居于中下游。海运和旅游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形势影响，若碰到经济不景气必然会连累希腊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希腊的社会政策也很难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希腊是欧盟国家中左派势力（包括工会）最大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希腊奉行高福利的社会政策，这使得希腊的财政赤字规模愈积愈大，呈积重难返之势，这无疑限制了希腊经济的发展。自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希腊本可以向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一样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减少社会福利支出，但是工会传统势力的强大使所有紧缩财政的改革努力都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左翼激进联盟党”一向反对紧缩财政政策，或许现在由它来提出减少财政赤字的改革更易为希腊民众接受。

　　希腊政府迟迟不能提出有成效的经济改革方案，不仅打消了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援助希腊的积极性，它还使很多希腊民众失去了对政府的信心。自债务危机以来希腊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明显，很多民众开始认真思考去欧盟国家或世界上其他国家去寻找工作机会，或干脆移民国外。过高的失业率也打击了年轻人的工作热情，由此导致的腐败丛生、犯罪率上升等问题正日益严重。各党派政治家只有勇于承担责任，提出恢复经济活力的有效改革方案才能缓解这些社会问题。改革的核心应是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削减财政赤字，增加收入来源，如果希腊政府不愿改变长期以来养成的“寅吃卯粮”消费习惯，不能负责任地为后代着想，再高明的经济改革方案也难有成效。

　　眼下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关键在于以德国为首的欧盟主要国家能否与希腊政府在债务重组上达成一致意见，换言之，即希腊政府会不会在欧盟的压力下采纳以紧缩财政为核心的债务重组和经济改革计划。自欧元区建立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希腊这样如此接近于“退出欧元区”。希腊对欧盟的象征意义太大，欧盟对希腊的实际意义也太大，双方都不会轻易地分手，两边都有妥协的声音。据BBC报道2015年8月12日希腊政府与欧盟“原则上”达成了债务重组与援助计划，虽然还没有达成最终协议，但德国等欧盟国家在债务问题上的语调明显缓了很多。其实，这些国家内部也有一些同情希腊的政治力量，如各国的左翼政党。即使在对希腊要求最苛刻的德国，像尤根·哈贝马斯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发声，认为欧盟应该积极挽留希腊，德国政府的紧缩财政政策过于苛刻。

　　我们不是预言师，无法预测希腊到底最终会做出什么选择，不管最终选择是什么都将无疑对希腊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对希腊而言，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它还决定了希腊未来在地区和国际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

　　变革时代的外交选择

　　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利用希腊在地中海有利地缘战略地位制衡苏联的必要性彻底消失，希腊所获得的经济与军事援助骤然消失。这样，密切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加入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就是希腊外交的首要选择。随着区域性贸易组织和政治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增多，对小国而言唯有加入区域性政治组织才能发挥必要的政治影响力，加入区域性贸易组织则可以有效地避开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希腊而言最理想的区域性政治和经济组织无疑就是欧盟，文化、地缘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使希腊能很好地融入到欧盟中。希腊议会各党派虽然在具体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上持有不同观点，有些时候甚至相持不下，但是在加入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问题上存在着跨党派的共识。部分希腊民众反感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强硬的紧缩财政要求，威胁要退出欧盟，但是冷静思考之后他们之中的多数肯定仍然希望希腊留在欧盟中。

　　希腊与邻国之间没有严重的领土纠纷，但是处理好与土耳其的关系无疑是希腊外交的另一个重要环节。虽然塞浦路斯早就独立，希腊政府仍感到自己有道义责任维护塞浦路斯的国家完整，不希望塞浦路斯北部出现一个土耳其裔的独立国家。只要塞浦路斯维持现有形式上的主权完整，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就可以维持基本稳定，如果岛上南北双方都试图改变现状，则可以预见希土关系定会骤然紧张。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大多数时间内希土两国关系冷淡，塞浦路斯问题是重要原因之一。欧盟近年来似乎在很严肃地考虑是否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在短期内土耳其政府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不太大（德国的默克尔政府持明显而坚定的反对态度），但如果欧盟态度发生改变，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希土两国间的隔阂将有望消除，至少能在欧盟的框架中更有效地防止两国关系的恶化。

　　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一般无需考虑“全球外交”，它的国际交往主要集中在环地中海以及巴尔干、西欧等地区，但是希腊也努力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国际关系的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过于依靠某个集团就会限制自己政策选择的余地，为了避免过于依赖欧盟希腊也在努力发展与区域外大国，包括一些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如在债务危机中希腊政府经常表态要和中国加强经济合作，鉴于这类合作至今很少成为现实，这种表态可能更多是向欧盟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海运业和旅游业对希腊的经济非常重要，两大产业都需要希腊维持与世界其他经济中心的密切联系。欧盟之外的很多国家对希腊也很感兴趣，希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不太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很多企业将其视为进入欧洲市场的跳板。

　　结语

　　当前的希腊债务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两组意志的较量：希腊与德国等欧盟国家之间意志的较量；国内左右两派之间意志的较量。较量的结果不仅将对希腊本国影响深远，也对欧盟未来的发展（不管是成员扩张问题还是政治一体化的深化问题）影响重大。包括希腊各党派政治家在内的各国政治家都应勇敢地承担政治责任，化解眼前的危机，唯有避免将具体的债务危机问题拔高为不同的原则之争，各方做出切实的妥协才有望解决这次危机。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利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丰富，这些都是希腊走出危机，改善民生的有利条件。如果希腊能自此次危机中吸取教训，借此机会改革不合理的经济、社会制度，没有理由怀疑它会重现历史上的光荣时刻。（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