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展示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对阅兵式的解读不能脱离语境孤立进行。与中国以往诸多阅兵式比较，“9·3”阅兵式置身的语境更加特殊，因而这次阅兵式释放的意义也非同寻常。

　　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这场阅兵式包括历史与现实双重含义。所谓历史意义，一是借这次盛大的阅兵式，向全世界警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应永远铭记“二战”这段惨痛的历史。不容乐观的是，这段惨绝人寰的人类大灾难，经过70年时间的淘洗，或无意，或故意，从人类的公共记忆中慢慢开始消褪。有施害者竟无视这段历史，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毫无真诚的忏悔，他们甚至刻意将罪孽从血写的历史中抹去。甚至，这种记忆的淡去来自一些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共谋。中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用大阅兵的方式高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向全世界发出一种警示，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更不能容忍施害者涂改历史，掩盖历史罪行。二是提醒人们，“二战”期间，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所谓现实意义是指，虽说和平是世界大趋势，但战争阴魂不散，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一些国家的霸权冲动从未歇息。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发展“硬实力”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发展军力是为和平护航。“9·3”阅兵式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绝不可能成为不义之战的挑动者，中国军队作为正义之师，从来都是护卫世界和平事业的坚强盾牌。

　　从空间的维度来看，这场阅兵式包含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含义。就国内意义而言，阅兵式可以起到提振民族自信心、凝聚人心的作用。通过这次阅兵式，可以向那些平日不甚了解中国军事“硬实力”的人们，展示中国军队的军容和实力。透过媒体，阅兵仪式将大家的目光和心理聚合到一个目标上来，让大家在共同的情境中共享一种体验：国族认同和民族自豪。

　　从国际层面看，这场阅兵式向世界传递新的信号：中国亮剑尚武、高调秀军力，不是为了“秀肌肉”，而是为了向世界明确地亮出中国“和”之道。这种“和”之道，不是委曲求全之道，无为之道，而是有为之道。中国“和”之道，不是“霸道”，而是遏制“霸道”横行、逆行的正义之道。中国养兵，不是为了称霸世界，而是捍卫世界和平。对于那些揣着霸权心机、总是喜欢阴暗地认为“强者必霸”的国家来说，这正是宣扬中国的“软实力”。

　　借“硬实力”之船，让“软实力”出海

　　中国的崛起既需要有“硬实力”的支撑，也需要有“软实力”的保障。在“软实力”方面，中国还远远落在西方强国的后面。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特殊性，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难度超乎想象。在由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主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软实力”走出去之路显得异常艰难，面对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环形包围，中国“软实力”陷入西方价值观围城。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根深蒂固。有西方主流学者公开就此为西方政治决策建言献策。比如，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曾说：应该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削弱中国日益显现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不仅仅只是对其进行简单的遏制。类似的极端言论，在西方国家颇有市场。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利益驱动，造成西方国家拒绝接纳崛起的中国，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中国，尤其是不知道如何在文化上接纳中国。当然，如何应对异在的西方文化，中国也没有充分的准备。

　　要消除西方国家的刻板印象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持续艰苦的努力。不要看西方大国把普世价值挂在嘴上四处推销，其实在涉及到实实在在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则是顽固的现实主义者。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强国在国际舞台上打意识形态牌，实际上是为他们的现实利益护航的。与西方强国相比，中国“软实力”短板甚为鲜明。由于缺这一块，在国际交往中经常吃亏。很多时候，明明是中国有理，但因缺少“软实力”的有力辩护，时常遭到别人的误解。中国需要有一套清晰的对内、对外的“说法”，对内足以说服人民，对外足以让世界理解中国。对内，打造中国“软实力”首先要整合、凝聚民族共识与社会共识。达到这一目标，不是单靠国家力量和意识形态灌输奏效的，需要提炼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叠加共识”，形成既能说服人民、又能被世界理解的价值观念体系。对外，围绕打造“和”之道，形成一套能被世界理解的中·国说法。而且，这套对内、对外的“说法”应该是内应外合、彼此兼容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当然，再好的“软实力”也需要有传播力保障，而且传播力本身即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西方强国掌控世界传播霸权的今天，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尚很弱，不足以将中国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有效地传播出去。这就需要中国抓紧提升自己传播力的同时，也要善于借船出海，利用现有的国际传播体系，不失时机向世界传播中国。这次，可以借助“9·3”大阅兵这个举世注目的仪式，借“硬实力”之船，让“软实力”出海，向世界明确阐明中国对待历史、对待国际政治的立场。展示军力的强大、先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宣扬附着在“硬实力”之上的“和”之道。（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特聘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增加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理解与国际传播策略研究（15AZD026）”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