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颠覆性军事技术，必须具有“改变游戏规则”的影响力，是能够带来“创造性”破坏和改变的技术；

　　●军事领域的颠覆手段是技术，但颠覆的结果并不限于武器装备，而是会波及到人才培训和作战方式各方面；

　　●不要天真地期待人家告诉你未来颠覆性技术是什么，尤其要警惕别人设置的陷阱，防止被忽悠；

　　●发展自己的颠覆性技术首先要盯住基础科学的前沿与进展，不要指望离开基础科学去追求空中楼阁。

　　今天，人类进入了一个科技创造神话的时代，颠覆性技术激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与期待。世界军事强国围绕颠覆性技术制高点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其核心均在倾力打造以颠覆性技术为基础的作战实力，以求能一改未来战争游戏规则。面对即将到来的颠覆性技术浪潮，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国防科技大学刘戟锋少将。他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中国科技史研究会技术史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四个一批”人才和科技哲学博士生导师，很早就关注到颠覆性技术这一问题，并对此有着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

　　何为真正的“颠覆性技术”？

　　记者：近年来，有关颠覆性技术的评介预测连篇累牍，对“颠覆性技术”的概念界定不尽相同。您对此如何评价？

　　刘戟锋：“颠覆性技术”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1997年提出，用以区分创新的不同层次或类型。在克里斯坦森看来，创新有两大类型，一类属于颠覆性创新，如蒸汽机的发明；而另一类属于延续性创新，如蒸汽机的改进。一项新技术最终能否成为颠覆性技术，不仅需要技术本身有重大突破，还需要综合考量诸多因素：一是看其“改变游戏规则”的时代影响力大小；二是看其“改变游戏规则”所蕴含的思想烙痕深浅；三是看其“改变游戏规则”的社会认同度高低；四是看其“改变游戏规则”的时间持续长短。因此，颠覆性技术，通常特指对国家安全和发展起到重大影响的战略前沿技术。实践证明，谁及时抓准了颠覆性技术创新，谁就赢得了发展先机。

　　记者：很显然“颠覆性技术”概念提出是近20年的事，但“颠覆性技术”的事实存在则久远得多，是这样吗？

　　刘戟锋：是的。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时期，都是颠覆性技术出现的高峰期。科技革命构成了发掘和发展颠覆性技术的难得历史机遇。在人类发明史上，火器技术、蒸汽机技术、航空技术、雷达技术、原子弹技术、火箭技术、隐身技术、夜视技术、定向能技术、无人作战系统技术、网络电磁空间作战技术、全球快速打击技术等无疑都属于颠覆性技术。从金属化战争到火药化战争，再到机械化战争，包括热核战争，直至今天逐步成熟的信息化战争，之所以能够被划代，都是以颠覆性技术锻造主导性兵器为标志的。通常颠覆性军事技术会催生新的战场空间，新战场空间则可能成为制胜空间。飞机的发明使用使得战场立体化，电磁空间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航天技术使得太空成为高边疆，信息网络也越来越成为独立的战场空间。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世界已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颠覆性技术大量涌现的时期即将到来。您怎么看？

　　刘戟锋：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真正支撑起颠覆性技术奇迹的超级神话需要基础研究领域出现颠覆性变革。目前，基础科学的殿堂已经沉寂了60余年，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距今接近80年，科技知识体系积累的内在矛盾已经凸显，迫切需要新的重大突破。在物质科学、量子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宇宙科学、认知科学等基础科学领域，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日益显现；科技发展跨学科趋势愈益明显，新学科、新知识、新思想的出现更多体现为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许多重大创新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为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举例来说，基于脑科技的认知科学的发展，使得脑机结合成为举世瞩目的前沿科技，这方面的研究一旦突破，不但将推动人类进入一个真正的高阶时代，而且将使以往人类的一切战争模式相形见绌。

　　“颠覆性技术”会颠覆什么？

　　记者：颠覆性技术的发展与影响，往往让人始料未及。它打破了传统的技术思维和技术发展路线，以其高度的前瞻性、创造性导致对传统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的大破大立。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会引发原有科技体系的裂变吗？

　　刘戟锋：是的。颠覆性技术首先将“颠覆”原有科技体系，改变人类思维方式，促使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颠覆性技术无疑是推动科学技术不断深入发展的第一牵引力。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突破，都以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和成熟为标志，都是颠覆性技术在其中起到“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不再局限于某一学科分支和某一技术领域，而是综合性革命，有可能导致当今人类世界进入一个自然人与机器人“并行”的新时代。

　　记者：由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将使不同国家经济社会领域出现技术代差，进而导致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这是否意味着国际战略博弈拐点的出现？

　　刘戟锋：完全可能。颠覆性技术将“颠覆”原有国际格局，使国际战略平衡发生巨变。最先拥有颠覆性技术的一方，容易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进而对弱势一方现有实力实施强制性剥夺。一方面，颠覆性技术突破和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形成经济新常态，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成果应用，使得武器装备、作战力量骤然改观，对国家军事实力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世界主要大国也都将颠覆性技术发展作为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推进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抢占军事博弈的战略制高点。

　　记者：历史上诸如“骑兵打坦克”等悲壮故事表明，技术上弱势一方对下一代战争的茫然无知将置国家安全于巨大风险之中。这是因为颠覆性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出现而带来的巨变吗？

　　刘戟锋：是的。颠覆性技术将“颠覆”原有作战方式，加速战争形态演化。军事领域历来是思想非常活跃的领域，颠覆性技术集聚有效威慑和实战制胜双重优点，其应用有助于实现武器装备更强大的作战性能和作战体系更高效的组织运行，体系作战能力和作战效率得以极大提高，同时，也提供给各层次指挥员更多的战略战术选择。人类战争的历史表明，颠覆性技术的诞生和发展，推动战争形态呈现“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信息化”的变革，从而不断创新了战争胜负要素，呈现出武器装备“材料对抗→能量对抗→信息对抗”和参战人员“体能较量→技能较量→智能较量”的双重更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基本目标也随着颠覆性技术发展而呈现出断代性变化。物理上摧毁敌人与心理上控制敌人并重将成为未来战争目标。

　　如何应对“颠覆性技术”浪潮？

　　记者：新一轮颠覆性技术创新浪潮方兴未艾。那么，面对颠覆性军事技术的发展，我们应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

　　刘戟锋：军事领域从来就充满了攻与防的辩证法。简单说来，要采取两种策略，防止被颠覆，防止被忽悠，同时要主动去颠覆。首先是要防止被人家颠覆。目前，各军事大国正加强全球范围尖端科技发展的跟踪监测与预警，以防未知技术的“突袭”。如英国启动“地平线扫描”计划，旨在牵引尖端科技创新发展，同时免遭技术突袭。我们要提高技术认知力，确保不被敌实施技术突袭。当前世界主要军事大国都在聚焦科技前沿，颠覆性技术领域发展态势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改变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颠覆性技术。如脑科学技术、自主系统技术等。二是促进武器装备性能跨越提升的颠覆性技术。如新材料技术、量子科学等。三是变革武器装备研制生产流程的颠覆性技术。虽然这些都是开辟未来技术发展新格局的金钥匙，但能否掌握这些金钥匙，说到底，还是要从基础科学的研究入手，因为自19世纪以来，一切离开基础科学的所谓技术发明都已成为天方夜谭。

　　记者：那么，如何才能防止被对手忽悠，坠入对手设置的技术陷阱呢？

　　刘戟锋：对于颠覆性技术的认识，无论是专业技术人员、技术管理人员，还是战略分析人员，都有责任秉持足够的科学理性和高度的战略警醒。军事领域思想活跃，同时也险象丛生，颠覆性技术固然令人向往，但也迷雾重重。据称，美军曾于1984年以定向能等极具超前性的新概念武器为诱饵，高调推出“星球大战计划”，诱使苏联与之进行对称性的太空军备竞赛，进而成为摧垮苏联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此后虚无缥缈的“星球大战计划”于1994年全面下马，最终让美国“不费一枪一弹就赢得了冷战”。今天，美军第三轮“抵消战略”尽管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想象力的颠覆性技术，但其制胜机理仍然像当年一样，是虚实并存，既有前瞻性的主导技术，也暗含了某些类似“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陷阱。

　　记者：军事上常讲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我们应该如何主动出击呢？

　　刘戟锋：主动出击，就是要按照非对称的思路，主动颠覆潜在敌人的现有套路。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科技革命，要充分认识到发展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性，将颠覆性技术发展作为大国博弈的战略筹码、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积极捕捉、牵引、谋划、推动、孕育颠覆性技术发展。同时在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应遵循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既要有风险意识，也要有底线思维，以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为军事斗争探索非对称的制衡制胜手段，立足所有物理领域、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推动多学科综合、渗透和交叉研究，才有可能创造出颠覆性军事技术。

　　延伸阅读

　　美国如何对待“颠覆性技术”

　　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大国着眼颠覆性技术发展潜藏的巨大“红利”，千方百计抢占新的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先机。毫无疑问，美国在颠覆性技术发展方面走在最前列，投入最多、机制相对完善。

　　建立了“颠覆性技术”研究主管机构。美国早在1958年就组建了专门机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积极捕获和发展颠覆性技术。随后，美国类似机构相继出现。如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下设了国防情报局技术预测和审查委员会、未来颠覆性技术预测委员会，美国高级研究与发展组织内专设了“颠覆性技术办公室”。这些机构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该局组织实施高风险、高投入的尖端科技项目，培育和推动了互联网技术、高能激光技术、无人作战系统技术等颠覆性技术发展并取得了成功，充当了美国的防务技术引擎，为美国增强军事能力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

　　形成了“颠覆性技术”研究联动机制。以美国国防部为首建立国家层面的国防科技工业共管机构;以国家预研管理机构作为国防科技创新的核心管理部门。在美国政府的强力推动下，美国工业界、学术界、军方的“颠覆性技术”研究良性互动，基本上形成了科技界创新发现，学术界提出概念，工业界提供方案，军方捕获培育的动态链条。如美国国防工业界定期组织召开“颠覆性技术”年会，旨在“为美国及盟国遂行非对称军事任务填补能力空白”。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会不定期发布《全球趋势》报告，对未来10年可能具有潜在颠覆性的民用或军民两用技术进行预测。

　　提供了“颠覆性技术”研究经费保证。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科研经费占美国上千亿美元国防预研总投入的约25%。在巨额资金支持下，美军积极推进各种高风险的创新研究项目。此外，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工业部门、高校都依据各自不同的研究任务，投入巨资积极开发各种重要技术手段，建设各种类型的实验室，装备了世界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等还对美国大学开设“颠覆性创新”课程进行资助。

　　美国促进颠覆性技术发展的经验引起了世界主要大国的重视。俄罗斯借鉴美国模式成立了国防高级研究基金会，法国在国防部武器装备总署内设立了探索与先期研究处，都旨在捕获包括颠覆性技术在内的新兴前沿技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