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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邓小平
杨东
//www.workercn.cn2015-01-26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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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的邓小平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曾有两次任县委书记的经历——

  在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近两年县委书记的经历: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5月至1933年2月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那么,邓小平是如何做县委书记的呢?

  临危受命,敢于担当,迅速稳定局面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被中共赣东特委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尽管此前已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来自“左”倾错误思想的高压态势;二是“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局面。困难面前,邓小平将如何打开局面?

  之前的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左”倾错误思想严重,他发动的所谓肃清党内“社会民主党”成员的行动致使大量的革命同志含冤牺牲。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当时“当干部的怕戴红袖套,因为红套上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别人看见自己反遭冤枉”,人人自危的情景可见一斑。因此,一到瑞金,邓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了解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制定切实措施以稳定事态。在调查清楚之后,邓小平组织召开会议,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反中的错误,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拘捕公审,予以处决。同时邓小平公开亮出自己的身份并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能罚钱的罚钱,然后放掉,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

  正是这种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使得邓小平迅速制止了这场政治迫害,稳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

  抓重点难点,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扫清了“左”倾错误的障碍,接下来就要稳定和巩固成果,使县政的各项工作恢复运转和活力。因此,随着县域社会秩序的渐次稳定,邓小平开始着力于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并对建立健全司法、裁判机构,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为提高基层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他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并重新划分各区、乡管辖区域。

  另外,为巩固发展苏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群团组织,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起来,邓小平又着手建立干部培训制度。他一方面致力于开办干部培训班,另一方面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

  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是关系到苏区生存与稳定的大事。然而,在当时的苏区存在着“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倾向,甚至提出了小孩子不分田的主张。邓小平说:“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同时,他以乡为单位,把田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搭匀,再按人口平均分配。对于豪绅地主的方法是:先没收豪绅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然后成立分田委员会进行土地分配。分配土地时还留有1-2%的好田为红军公田,以作公益事业或调剂之用。分田后,由乡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证。同时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对于富农也不能过分打击。

  实事求是,注重践行群众路线

  邓小平担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占据领导地位之时。无论是土地分配问题还是革命战略问题,邓小平都与“左”的思想有着分歧。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从苏区实际出发,提出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应有所区别,地方红军不宜全部编入正规红军,更不赞成所谓“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在推销公债、征集粮食问题上,鉴于苏区群众负担太重的实际情形,邓小平认为在推销公债、退还公债和借谷子工作中,不宜提出过高指标,红军应到白区打土豪筹款。无论环境如何,邓小平都始终坚持注重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式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一如他后来所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注重实地调查。因此,实地调查是邓小平在县政工作中一直都强调和遵循的方法。对于一些看似确定的事情,他也坚持调查之后再作处理。1933年初春,邓小平在会昌基层察访时,被告知担任区苏维埃主席的朱秀歧“妄想叛变通敌”;保卫局也前来报告说:“朱秀歧带枪逃跑,保卫局已派人把他抓回来”;随行的人也认为是“天上下雪地上白”的明摆着的事实。应该说在当时的会昌,关于叛变通敌的情形是较为常见的。但是即便如此,邓小平依然强调先调查后再作处理。为此,他亲自到朱秀歧的家乡芙蓉寨调查,结果发现是子虚乌有的事。(作者为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读者欲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参阅《党的文献》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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