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十三年疆场，纵横八百里秦川。雄浑壮美的西北黄土高原，不仅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而且孕育了“人民共和国”的基因。到延安参观过的同志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假如这座古城缺少了十三载“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历史印痕，就好像喜马拉雅山没有珠穆朗玛峰一样，会失去一种高耸入云的精神感觉。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一路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浴血奋战，真可谓“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幸好，当年刘志丹、习仲勋等坚守住了西北这块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也提供了深层思考中国革命未来的空间和机遇。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随之相应地调整了党的若干政策。

　　从“工农”到“人民”，不仅是两个字的改变，而是一次思想的升华，是一条通道的拓宽，是一个方向的确立。从此，带着瑞金中央苏区余温的“人民共和国”的理念、组织、制度、政策在这里开始付诸实践。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虽然没有冠以“人民共和国”的名称，但中国共产党此间13年的局部执政，在这里形成了人民共和国成熟的雏形，为后来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风云变幻，日月消长。80年过去了，腐朽的落叶化作一黄泥，坚硬的种子长成了参天的白杨，生生不息的山丹丹花，不管人间风雨，岁岁年年，如火如荼。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前夕，笔者再次来到延安，站在延河畔的宝塔山上，背对着宏大人间的一切繁华和热闹，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循着年轮的轨迹，远眺当年解放区那晴朗的天，聆听那久违的“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号角声。

　　“清清的天、白白的云，大家选举要留神，选举票上看清楚，看清好人与坏人，选上好人大家好，选上坏人都糟糕。”

　　这是一首当年陕甘宁边区十分流行的选举小调。

　　那天来到延安枣园、杨家岭参观，听到了几位头上裹着白色羊肚巾的当地老乡深情地唱着这首歌。从这些蹦蹦跳跳的歌词中，我还能感受到当年边区老百姓直接参加选举边区参议会时脸上洋溢着的喜悦。参议会是当年陕甘宁边区的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也是人民参与国事管理的机构——最高权力机关。它与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院一起，组成了边区的基本政体框架。1937年7月开始，边区举行了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投票选举，成立了县、区、乡各级的民选政府。同年9月6日，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基本上实现了由工农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

　　“共和国是人民的事业。”这是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给共和国下的一个经典式的定义。人民的事业自然要由人民来掌握政权，这是与君主制的根本区别，也彰显了“权为民所赋”的本原思想，并且很大程度体现在它的选举制度上。作为合法政治权威的共和国，公职人员不是某个私人化小团体的权力安排，而是直接体现国家权力结构的制度安排，必须为公职人员的选任订立标准、制定程序。

　　当时，安定县中区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手拄拐杖，高高兴兴地去参加选举，可那天正值扬沙天气，人们劝她别去了，但她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而执意不从，并且边走边说：“活到70多岁，总没做过主，今天要咱做主，咱自然要去选个如意的。”

　　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权为民所赋”的政治主张，1937年、1941年、1945年，陕甘宁边区举行了3次大规模选举，都是通过发表竞选演说、差额选举、看政绩、发挥新闻舆论作用等形式，由老百姓选出自己信任的政府和官员。这3次普选，一次比一次参选率高，平均达到80%，最高的地区达到了96%。为了使不识字的选民能够行使选举权，不少地方还使用了“碗里放豆”“香头烧洞”等便于操作的选举方式，开创了“草根民主”的先河。实行“三三制”后，以前那些曾经是“专政对象”的地主、富农、国民党党员也有资格被吸纳到政权机关，使他们一方面感受到礼遇而生出感激报答之心；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借此机会一展才华，让人们认识到其存在的价值。这不仅使边区政权人员的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吸纳了大量优秀人才。

　　1944年，作为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的英国记者斯坦因，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当他问到李鼎铭作为一个非党人士是否有职有权时，李鼎铭爽朗而又骄傲地笑了：“我有职有权！”顿时，斯坦因来之前认为共产党让声望极高的李鼎铭做政府副主席不过是把他当作赞美新民主主义的傀儡使用罢了的猜疑，随之烟消云散。事后，斯坦因多次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是啊，当选举真正代表民意的时候，它就会如雨水弥漫，然后积蓄成大海，摧毁和淹没一切陈腐落后的东西，包括专制、暴力和血腥。

　　失败的后遗症，常常是畏缩；胜利的后遗症，可能是狂躁。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既没有畏缩，也没有狂躁，而是在思考，思考如何走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新路。基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实行了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苏联以及英美模式的执政体制，而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政治体制。

　　历史从昨天走来，融入了今天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不论是人大组织、立法、监督、决定、任免、选举、代表、会议等自身制度机制，还是在此基础上创制、构建和延伸的国家各方面制度机制，基本上是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逐步完善起来的。这一政治体制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体现人民共同意愿和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