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黄宗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最近，黄宗良教授亲自把他的第二本文集精装本《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以下简称《道路》）送到舍下，我读后深感这与他的第一本文集《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相比，既是一脉相承，认知又更加宽阔，更加深刻。

　　新著贯穿的基本思想，就是扬弃苏联模式，走正中国道路

　　第一本文集收入的是黄宗良教授从改革开放以来至2004年以前的文稿，《道路》这本文集则是收入近十年来的50篇文稿，包括他于2004年6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讲解内容在内。全书分为五个专题，即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共执政的经验和教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廉洁政府建设、党的执政理念和党性、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我认为就是扬弃苏联模式，走正中国道路，纠“左”防右，摆脱苏联僵化封闭老路，又不转向西方新自由主义邪路，这样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就必能全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模式。

　　迄今国内外思想理论界对苏联模式有两种各走极端的看法。一种观点是把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视为20世纪正宗、正统的社会主义，认为它是对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尽管它还有些瑕疵，犹如健康的成人患伤风感冒、肠炎泻肚，吃点消炎药就会痊愈；因此人们必须继承、发扬苏联社会主义，不能否定、抛弃苏联社会主义，甚至有人提出“苏联模式”是个假命题。另一种观点是否认苏联模式含有科学社会主义内容，认为苏联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歪曲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原理，充满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糟粕，它欺世盗名，冒充科学社会主义蒙骗世人74年，最终被苏联人民抛弃；所以要否定、抛弃苏联模式假社会主义。

　　新著以辩证唯物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分析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道路》一书以辩证唯物论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全面分析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一个主义，两种模式》一文中指出：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都是社会主义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上是照搬了苏联模式，随后才独立探索中国模式。苏联模式的最重要特征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一党高度集权，中国改革的突出任务不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吗？书中所言苏联模式的最重要两大特征实际上就是两大弊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也有显著成效，还要逐步加速前进。我认为，苏联政治模式的重要特征和弊病不是一党高度集权，而是一党过度集权。“高度集权”与“过度集权”相比，一字之差大有区别。高度集权在特定条件下是必要的，过度集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弊病。我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文集中曾经指明：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背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实际上是封建沙皇君主专制的变种。黄宗良教授写的《“盛世危言”君可听》，对拙著进行评论（此文也已收入本书，见第209—216页）。

　　新著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走正中国道路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黄宗良教授在《道路》一书中就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走正中国道路提出了宝贵的新创见。例如，他早在1998年就提出中国社会已出现“权力腐败”；2007年阐明要树立正确的干部政绩观，不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第一甚至唯一标准，“勿以GDP论英雄”； 2010年坦言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抓干部的任用、监督和管理制度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制度这两个要害问题。他还论证“民主制”不等于“票决制”，协商民主是重要的民主形式，但是选举民主还是民主制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式。书中以宽广的视野、深邃的目光用九个字说明了三个三者的关系，即发（发展）、改（改革）、稳（稳定），党、民、法，马（马克思主义）、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西（西方文化）。他认为，善于处理这三个三者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成功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大有希望。

　　黄宗良教授在本书序言中主张学者要善于“自用其才”，以期不虚度年华。我常静思唐朝诗人李白佳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当今只要众人首先尽力做到“自用其才”，人尽其才，终究必能达到众才集成，为人民福祉而公用，这是比千金万金更加珍贵的瑰宝。我很欣赏清朝鸿儒戴震的名言：“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不过当今在社会主义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我把他的后半句话改为“众寻真知启世人”。我想，只要有众多有良知的学者共同寻求真理，肯定对于唤起领导、唤起民众、资政育人、促进改革会是大有裨益的。（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原题：众寻真知启世人——《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