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全问题上，不仅需要安全治理的工具理性，更需要强调安全保障、安全治理的价值理性——

“安全社会学”刍议

《安全社会学》，颜烨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技术风险、制度风险裹挟着自然灾害、战争冲突等传统性风险，叠加性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至于今天人们更加渴求安全。对于安全问题，国内外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予以关注和研究。近年出版的《安全社会学》一书，代表了国内学者对安全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分支学科所进行的体系性探索。

　　通过解决“不平等”问题，来解决“不安全”问题

　　安全社会学即是研究人的安全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因素、社会过程、社会功能及其本质规律的一门应用性交叉学科。

　　其实，社会学本身就具有研究社会安定有序的学科使命，如孔德在创建社会学时，就将“进步”和“秩序”视为社会学的两大基石，其中“秩序”就是社会安定和谐的诉求。而马克思的“异化”论、马克斯·韦伯的科层理性“铁笼”，以及哈贝马斯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和侵蚀、福柯的“监狱社会”困惑、吉登斯和贝克对于增长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现代性反思等等，都力图从宏观上阐释人之“本体性安全”正在深深受到“存在性焦虑”的煎熬。因此，我们今天力图将“（人的）安全”视为一种实体性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探索创建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体系。社会学力图从社会系统论、社会结构角度找寻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寻求社会秩序的合理建构和社会结构的优化调整，即结构性治理，根本上是要通过解决“不平等”问题，来解决“不安全”问题。

　　本书作者提出：安全社会学与灾难社会学、风险社会学等究竟有何区别？正如风险社会理论大师贝克所言，风险是介于安全与毁灭（灾变）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言外之意，当人的各种理性如科技理性、经济理性、法律理性、危机管控理性、应急救援理性、福利保障理性等，能够化解风险的时候，人或社会就会逐渐变得安全；相反，当人类理性不足或者理性作用失灵的时候，风险就会转化为灾难。也就是说，三者虽然密切相关，但有各自研究的范畴和主题。

　　大体而言，灾难（灾害）社会学着重围绕灾难-社会的关系，研究灾难（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过程及其社会效应的规律性，强调灾变发生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灾变发生时的自救、互救与公救问题，与安全社会学所强调的应急救援、危机应对等安全理性有交集。其中，灾难社会学中的“社会脆弱性”概念，一方面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无助、抗逆性过弱，另一方面反映了政府、企业、社会三者关系中，社会子系统的力量比较脆弱。

　　化解风险的过程，与安全社会学密切相关

　　风险社会学不等于风险社会理论，而是一种学科体系。风险社会学基于风险-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各类风险现象的社会原因、社会过程和社会效应（包括风险的社会处置）及其规律。化解风险的过程其实就是安全过程，显然与安全社会学富有交集。与吉登斯强调个体的反思性不同，与贝克强调社会力量（有组织不负责任）不同，卢曼的风险社会学更强调系统辩证意义的风险，认为社会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出对自己有益的行动的情形，任何决策者的风险都是被影响人的风险，因而强调反思的力量在于系统本身，这样他在传承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的同时，不断植入现象学的因素，从而构建起他的风险社会学理论。

　　本书作者认为：风险是绝对的客观存在，安全、灾变都是相对的，即没有绝对的安全存在。安全社会学虽然围绕安全-社会的关系展开，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全本身更是人类的一种理性活动。人作为理性化的社会行动者，有安全需求必有安全行动，一种理性化的、主动性的社会行动（而非被动的安全行为）。这种安全行动理性不仅能够通过社会互动形成包含一定规范、互惠、信任、网络在内的安全结构，也会受制于宏观社会系统中的各类结构性因素，诸如资源机会配置不均衡、不平等的阶层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家庭和组织结构等；再进一步说，安全结构镶嵌于社会系统之中，形成独自变迁的安全系统，同时也反过来统帅或再生安全结构及其变迁、安全理性及其行动。这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学的传统核心命题“行动-结构”。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将社会学的理论研究链条概括为“行动-理性-结构-系统”四大方面。因此，安全社会学同样可以沿着这一分析链条，构建起“安全行动-安全理性-安全结构-安全系统”的分析逻辑，并围绕这一逻辑构建起完整的学科体系框架，使得这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

　　研究安全社会学，回避不了对社会结构的分析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的社会阶层结构更是社会结构的本质所在，因而研究安全社会学，回避不了对社会结构的分析。纵观当今复杂的安全风险问题，无不具有社会结构性原因，如政府-企业-社会的关系结构、官员-企业主-民众的关系结构、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结构，或者城乡关系结构等不均衡性问题。对此，本书作者认为，必须从根本上优化结构调整，才能达到安全治本，即“结构性安全治理”，这才是真正的“预防为本”；而不仅仅是从技术、法律制度、经济投入、监控管理等手段进行治理，这些都不过是治标。

　　作者还提出，今天有的政府部门恰恰将治标当作治本，走向了极端安全主义理性，以至于为维稳而维稳、为经济增长抓安全，其结果当然不能如愿。这恰恰是安全社会学需要反思的问题，进一步说，即我们不仅仅需要安全治理的工具理性，更需要强调安全保障、安全治理的伦理价值理性。（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