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是动态演进的复杂过程，对国情理解得越深透，理论和实践就越有力量——

“于客观中求实际”

《中国国情与发展》，胡鞍钢、鄢一龙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这一论述体现了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和科学认识。胡鞍钢、鄢一龙《中国国情与发展》把国情研究的目的归纳为“全面了解中国、真正认识中国、深刻分析中国、深入理解中国”，从国情、制度、发展道路角度思考和研究中国，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国情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实施改革的依据，联系着国运，牵动着民心

　　国情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程度、治理状况的综合体现，体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特色。国情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实施改革的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情就是政治。不讲国情的政治是不接地气、缺乏生命力的。国情既是历史基因，也是发展现状。客观看待国情、全面理解国情关系到治国理政的科学性、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国情是历史背景、现实条件，既反映国家与社会的特质，也体现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逻辑，既是一种稳定秩序，同时也是变革动力。国情联系着国运，牵动着民心。民情是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正确认识国情，就难以作出顺民心合民意的科学决策。历史上，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依靠人民的力量战胜挫折、纠正错误，正是因为坚持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摸索、于教训中总结。实事求是既是一个探求客观规律的实践过程，也是一条打破惯性、跳出书本、摆脱教条的自我解放之路。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由此可见，认识国情既是接近真理的过程，也是触摸民意的过程。

　　研究国情是一门察古通今、思索未来的功课，通过对国情特点及结构进行细致考察，可以更加全面理解改革发展的方向、可能及其限度。胡鞍钢说：“中国社会需求是中国学术研究，特别是国情研究创新的最大需求。”国情研究是对策研究的基础，也是解决深层次问题的重要视角。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内部重大矛盾、重要关系的性质及动态变化，解析中国发展的历史变迁和历史动因，既是国情研究，也是战略研究，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和千头万绪的发展问题作出有力回应和有利抉择的基点。对国情理解得越深透，理论和实践就越有力量，否则，就会缺乏底气、没有风骨。

　　国情研究是一门全局在胸、全史在胸的大学问。正如《中国国情与发展》的作者所言“中国是一部天书，也是一部巨著”。《中国国情与发展》将国情分为自然国情、人口国情、经济国情、发展国情、外交国情等，这些都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中国文化积淀、文明积累的成果，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国情是动态演进的复杂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或多或少发生变化，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相互转化。”认识国情、理解国情需要做广泛深入调查，做大量实证分析、定量分析，而不是将其抽象化、概念化。不关注细节的空泛研究，是难以触及国情实质的。国情调查需要做严谨细致的数理统计、实地调查、比较研究，这牵涉到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工作，需要以科学实证精神进行持续跟踪调查，将碎片化知识整合为国情话语。费孝通先生开创的“江村学”研究范式实质上就是一种国情研究模式，在具体情境中挖掘中国社会实际，既促进了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又体现了“从实求知”、“反复求证”到“理性知觉”、“积极探寻”的方法自觉。

　　建立在国情之上的创造才是真正的创造，基于国情之上的借鉴才不会是东施效颦

　　国情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蕴含着历史性和现实性，也体现着独特性和共同性。因此，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方法观察国情，既要尊重历史传统，又要充分理解现实选择的合理性。

　　胡鞍钢、鄢一龙说：“现代中国发展是一个特殊历史大舞台，她所留下的历史记录、历史经验、历史经历、历史实践，既同于又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也既同于又不同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可见，无论是走自己的路，还是学习借鉴西方经验，都不能绕开国情。建立在国情之上的创造才是真正的创造，基于国情之上的借鉴才不会是东施效颦。国情决定着研究的导向和实践的方向，不从中国国情、制度、发展道路的角度思考和研究中国，就会使发展走向误判，使改革步入误区。

　　大国治理须臾离不开对国情的宏观把握，既要关注世界发展的中国因素，又要关注中国发展的内在结构性问题。於兴中说：“中国的事情，是任何理想模式都无法解释的。这种情况启发我们思考找出属于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思维方式很重要，这样的变化也可以推而广之，那就是关于法治的概念。”“像富勒说的八项原则，是理想的法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法治更应该考虑更具体、更切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将其上升到法治的高度，那可能更适合我们的国情。”尊重国情并不是对理想的妥协，而是对理想的实实在在的坚持。国情意识是一种“于客观中求实际”（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的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唯有足够强大，才能充分应对外部挑战和内部挑战，才能形成解释自我和表达自我的中国话语。

　　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的“戏台”，也是中国发展的“戏台”

　　自然环境反映国家的基本特性和文化的基本特质。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土面积、地势和气候等因素，都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自然国情不仅影响国家的经济地理，也塑造着国家的人文地理和精神空间。钱穆说：“历史如一本戏剧，演剧的是人物，而地理即是戏台。”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的“戏台”，也是中国发展的“戏台”。无论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还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性，都首先来自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它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提供了发展的优势和可能性。

　　“夫国必依山川”。地理里面蕴藏着最基本、最丰富的国情。《中国国情与发展》把自然国情与发展放在首编，从自然国情入手集中阐述了地理与发展、资源与发展、环境与发展以及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与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绿色发展不仅是自然系统的发展，而且是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的有机统一。生态赤字往往引发社会赤字，生态危机往往导致社会危机。1989年8月，胡鞍钢和他的同事完成了题为《生态赤字》的国情报告，发出解决生态问题的预警。2010年瑞士日内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罗在评价这份国情报告时称：胡鞍钢等能够在20年前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严重的“生态赤字”预警，具有远见性，使我们（这些外国人）看到了中国绿色发展战略最初的思路，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书中还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极具政治地理智慧和大国风范的战略构想，不但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世界格局调整注入了中国力量。这一战略构想将中国国情、地理特点和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有机融合起来，不失为参与全球治理的“大手笔”。（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