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人民论坛》发表文章指出，官场也是一个新常态，常态分为两种：一种是可预期的常态。公众所希望看到的常态，有完整法治秩序，干部有所作为，能够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人民间的各种关系，能够正确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等；另一种是未预期到的改革常态。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后，一些官员认为搞改革很麻烦，害怕犯错误，不作为的现象层出不穷，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常态。

　　官员不作为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一艰巨的问题。里根和撒切尔改革将政府功能下放给市场和社会时，官员也普遍存在该类问题。所以说官场秩序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课题，更可以说是政治任务。

　　中国以往更多的是通过党的激励、道德激励来进行权力约束，现在上升到要通过法治建设来约束，但仅靠这些还不行。在不同的制度、不同经济文化条件下，中国需要设计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官场秩序。没有一个模式是完美的，如果将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放在中国，那是行不通的。

　　中国需要设计一个物质和精神层面平衡的官场秩序体系，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设计官场新秩序的同时，既要保持物质激励，也要提高道德约束；不能光讲道德，也不能光靠物质激励。任何国家都要在这两方面对官场秩序进行调整，以达到相对的平衡。因此，官场秩序要在法治的制约之下，还要靠德治来约束。在物质方面，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随时衡量、调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从古至今，中国人过于强调道德，但实际上如果仅靠勤奋努力的工作，而不能有体面的生活、不能养家糊口，难免会出现潜规则、腐败等。（莘妍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