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颁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国企改革既有进展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基本路径。其中，强化分类指导、完善治理机制以增强效率活力，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一条主线。

　　增强效率活力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

　　新时期国企改革要“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这既针对了国企改革尚存的矛盾和问题，又紧扣了国企深化改革以应对国内外经济结构性变化的需要。

　　国有资本的效率，一是配置效率，二是使用效率，它们是国有资本“一个铜板”的两面。只有配置得当，方能有效且高效使用；而使用的效益和效率，又成为调整优化国资配置的客观依据。

　　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坚持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部分，必须和其他社会资本保持合理结构。一方面要发挥好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要广泛形成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因此，国有资本配置就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而作经常性的动态调整，使国有资本在最需要也最适合其发展的领域和时机，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最大效益和最佳效率。

　　衡量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基本标准是是否能够发挥好国有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保护资源环境、加快转型升级、履行社会责任中的引领和表率作用。这就要求国有资本要瞄准国家、社会和民生所需要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行配置，并不断在国资存量与增量中调整和纠正配置不当的情况，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民生安稳为要义。与此同时，国有资本在国有企业中的运营，也构成提升国资配置效率的重大制约。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本质上就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中，不断增强国有企业资本的市场运行与增值能力，在承担国企的税收与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良好的运营效益就能够为国资的增量再配置及优化重组资本结构提供更充分的物质条件。

　　强化分类指导是优化国资配置的基本举措

　　强化分类指导，在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其中，商业类和公益类的划分，构成了决定国资配置和国企运行方式的两大基本类别。

　　公益类国有企业主要以保障民生、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公益类产品和服务的效益衡量，首先是公共社会效益，因而市场机制在这样的领域可能失灵，国有企业必须发挥主导和核心作用，但同时也不必大包大揽，应该主动为愿意以合理价格提供公共服务的非国有企业提供充分机会和加强彼此合作。公益类国企除接受纵向监督外，应该积极引入服务对象评价和包括民意调查测评、外部听证及外部审计在内的社会第三方评价监督机制。

　　商业类国企是完全按市场规则自主营运的主体，并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实行公平竞争。商业类国企在竞争性领域中可以发挥市场引导者、稳定者的作用，但不能以垄断或有碍公平竞争的特殊身份出现，必须按照市场化要求运作，参与公平竞争，接受优胜劣汰；在国企与民企的关系上，则追求互利共赢、正和博弈，鼓励竞争性国企引入民间资本，以及与民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带动民营企业发展，实现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抱团发展。政府对竞争性国企的管理必须依托市场，主要以国有资产控股或参股方式为纽带，而非直接插手经营，以利企业依法行使独立法人和市场主体的权利。

　　完善治理机制是适应深化改革的关键抓手

　　企业的治理能力，从来就是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治理机制是营造有效治理能力的制度基础。国有大中型企业应该率先实现企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深化改革发挥国有企业活力和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抓手。

　　对国企的治理机制建设，必须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展开。一是要科学界定国有企业出资人权利运作机制与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关系，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方主要行使出资人（股东）权利，国企的公司法人自主权应得到充分保障，而混合经济模式对公司法人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二是要强化公司治理机制的法制化约束，把对国企的外部依法监督和企业内部依法健全制衡机制更好结合起来，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市场权威、法制权威在国企运作中得到确立，最大限度消除产生腐败、渎职的制度漏洞；三是要把分类指导的方法贯串于国企治理机制建设之中，对处于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股权结构、不同运作环境下的国企，应当在符合国企基本制度构架下进一步设计具体的有差异的监管方式与考核指标；四是要完善对国企高管的监管机制，在加快推进国企高管市场化选拔聘任的改革中，凡市场化选拔程度高的，其监督与激励机制就应更充分体现市场的评价，使包括国企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更多地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

　　总的来看，深化国企改革所折射的是传统“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固有壁垒的弱化。我们相信，这个过程将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工华立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