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大学做法律老师的他突然华丽转身，当上了一名律师，并且主动报名，当了静安区法律援助员，每年都要承担十多起法律援助案件。说起这段经历，他坦然相告，放弃老师职业，投身律师这行，主要就是想把法律知识运用到实战中；而做法律援助员，无偿代理劳动争议案，因为他出身农家，能够用法律帮助弱势群体，体现了法律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他就是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朱建华律师，一位擅长解决劳动争议、房屋和经济纠纷的律界新秀。

　　代理报社批评案

　　很凑巧，担任法律援助员之后，我代理了多起劳动报劳权周刊曾经报道的批评案件，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16年12月接到静安区法律援助中心电话，让我援助一起劳动争议案。　　我赶去后，详细了解了案情：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的这个职工是位工程师，被一家实业公司聘用后，一直认真工作。哪知，天有不测风云，继他妻子患上癌症后，他本人也患上了癌症。由于他年满55岁，用人单位希望他办理提早退休，他不同意。于是，用人单位先停发他的疾病救济费，后又在他本人未同意的情况下，私下办理了退工手续，还停缴了他的社保。初看这个案件，是铁板钉钉的用人单位侵权案。可是，他提出的按时发放疾病救济费、拖欠疾病救济费的赔偿金、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金等请求，区人事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却一项都未支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经过一再询问，我才摸清了案情。原来，这位职工提出的是2016年10月26日至同年11月15日期间的权益，但2016年9月22日，他去招聘市场应聘，被一家单位录用，同年10月9日，又办理了退工手续。而这段经历，恰恰又被原用人单位查出，并作为劳动关系终止的证据，递交给仲裁委。仲裁委也据此认为，他既然与另一家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与前面一家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也终止了。

　　一个简单的案件因一个“意外”，竟然变成一个极其复杂的劳动争议案件。

　　受理该案后，我彻夜难眠，陷入深思中。首先，一个身患癌症、年已55岁的职工，为何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招聘市场应聘呢？显然，原用人单位一再拖欠疾病救济费，使这个夫妻双双患上癌症的家庭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他只能拖着病躯外出“打零工”。那么，“打零工”的行为，能否算建立了劳动关系？即便算，又能否视为双重劳动关系？

　　其次，按劳动者的说法，他没有去应聘的那家公司上班，只是提供一些技术咨询，这样的形式，是否更符合劳务关系呢？

　　在一审法庭上，我就此展开了论述。我认为，劳动者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原用人单位“逼”出来的，老板不让他进门，每月的疾病救济费拿不到，看病医保被停……恰恰是企业有错在先，才导致职工从事劳务工。

　　第二次开庭时，对方答应调解，我便提出了当事人的主张。对方不同意，一直协商到中午12时，当事双方终于在调解书上签了名。

　　案子结束了，我走在回事务所的路上，心潮起伏：当前，法律认可了双重劳动关系，但具体如何认定，相关条款尚不清晰。随着新型用工关系的增多，法律部门应该尽快打上这一“补丁”。劳动者虽然因用人单位的“潜在”逼迫，而外出寻找工作，但这种行为一旦为用人单位获悉，必然增加双方之间纠纷的对抗性。因此，劳动者必须慎行。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用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都应该是无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