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出国旅游的“紧急联系人”填为自己的母亲，有关部门竟要求当事人提供“你妈是你妈”的证明材料。此事经李克强总理亲口传出，已成举国上下的笑谈，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此予以抨击和嘲讽。

　　笑话之所以可笑，就在于把一个本不正常的话题或事由，说得或做得似乎很正常，正常得莫名其妙，由此产生了值得一笑的喜剧效果。“你妈是你妈”的笑点在于，你妈何以是你妈需要求证，必须的！如果当事人举证不能，其直接后果就是他在交代谁是自己母亲的“问题”上不诚实，其出国旅游的手续就难以再办下去，其出国观光的梦想就可能成为泡影；其间接后果是他可能被公权部门认定为缺乏诚信，甚至有欺诈嫌疑！

　　“这怎么证明呢？”总理认为此证不能，普通老百姓也认为不能，而我们的有关部门偏偏需要此证，非但出国旅游需要，办理其他证件也需要：准生证、出生证、结婚证、离婚证、户籍证、身份证、转学证、毕业证、就业证、职业资格证、老年证、死亡证……有时办理一个证件需要的证明多达几个乃至十几个，一个证明材料不具备，所需证件便难以到手。那些看来没有必要、而有关部门必须要的证明，虽然不一定能够证明所要证明的那个人或事，比如“你妈是你妈”，但却以其繁琐的手续、天衣无缝的程序要求，把那些似乎特别认真负责的“有关部门”及其办事人员自身的某些问题证明得肤发尽显，惟妙惟肖：

　　——认真负责意味着办任何事都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在“高”和“严”的互动中，公仆们已经习惯了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角色倒置：我为你服务，你必须为我的服务提供方便；我需要什么，你就得提供什么；我有任何疑问，你都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并提供我们认为必须的任何材料。

　　——公共管理部门在公众心目中缺乏公信力，反过来又影响到他们对公众的信任。二者互为影响，其结果是公务人员缺乏责任担当，办任何事情都必须有一个凭证，而无视这个凭证的提供是否必要和可能。

　　——只有文字材料才是办一切事情的最可靠依据，离开了文字材料，他们的脑子便如云里雾里。于是，当程序转换中出现了“你妈”，你妈是否是你妈就成了问题，就需要文字材料加以证明。如果没有这个“证明”信息的输入，电脑就会死机，办事人员便无法点击下一个程序。

　　上述反证，其实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规律：行使权力的某些习惯一旦形成，改变这些习惯比取消权力本身的难度更大。总理关于“简政放权”的呼声已经喊破嗓子，行政审批项目取消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与政府机关在体制内长期形成的办事习惯、与权力行使者在服务对象面前的天然优势，其潜意识中的“被服务意识”不无关系。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其名著《权力论》中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这种能力意味着权力行使者与其工作对象之间作用力的单向性和非对称性，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性在于掌权者对权力对象的行为能实施较大的控制，而不是相反。因此，要想减少权力行使中对权力对象带来的不便和伤害，除了简政放权，取消不必要的审批项目之外，还需要做的努力是调整权力行使者与权力对象之间的关系，在改变公共管理部门工作模式和思维方式上下功夫。（作者系湖北省检察院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