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党中央对东北地区发展历来高度重视。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着力”要求，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吹响新一轮东北全面振兴的号角后，又印发《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近日，本报记者借参加“2016东北振兴论坛”之机，就相关前沿问题，采访知名专家学者，请其为东北经济发展破题把脉，为实现全面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国企脱困可考虑实行“分红权改革” 做强民营经济需思想大解放

　　辽宁日报：东北振兴，国企改革是一块“硬骨头”。《若干意见》对国有企业提出的要求是增强“内在活力”，那么活力源在哪里？

　　周放生：振兴东北靠什么？仅靠投资靠不住，最终还是靠激发内在活力。企业活力来自哪儿？来自内生动力。内生动力来自哪儿？来自广大干部职工好好干活。广大干部职工如何才能好好干活？关键在搞对激励，调动大家好好干活的积极性。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都是白搭。

　　最近几年，我去过东北的很多危困企业，这些企业有共性，大多资不抵债，严重亏损，已经关停部分产能，干部职工降工资，不断减员和收编机构，靠母公司“输血”维持生存。我和企业高管讨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主要寄希望于通过债转股来降低财务费用负担。但实践证明，债转股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降成本问题，解决不了企业的困境。究竟该如何降成本？目前的普遍做法是降工资、处罚、减员，做的都是“减法”。这些措施的结果就是干部职工积极性下降，工资太少，不得不开始打其他主意。工效挂钩，在逻辑上讲得过去，但实际上不解决问题。我的建议是搞对激励，做“加法”。我跟企业的基层干部职工交流，他们认为，通过激励可以降15个点的成本，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具体方式就是在企业过去亏损数额的基础上，确定减亏指标，锁定基数，3年不变，减亏超过基数部分，奖励减亏额的20%至30%。同样，在过去微利或盈利数额的基础上，确定盈利指标，锁定基数，3年不变，盈利超过基数部分，奖励利润的20%至30%。总之，减亏和盈利都奖励，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扭亏为盈、增加利润完全捆在一起，这就是“分红权改革”。我们经过现场测算得出结论，干部职工收入大概可以增加30%至40%，这样干部职工就会好好干活。降成本应来自于杜绝腐败、降低浪费，即通过降低物的成本来提高人的收入，通过改变成本结构来降低总成本。

　　辽宁日报：这就意味着企业老总减成本意图和普通职工多挣钱愿望之间要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进而实现互惠共赢？

　　周放生：的确如此。我们长期以来的思路是“见物不见人”，眼睛就盯着降人的成本（比如工资），没有真正把人放在第一位。通过“分红权改革”减亏所得、盈利所得，企业拿大头，职工拿小头。不妨换个思路，用“加法”做“减法”，越减越少，越亏越少；用“减法”做“减法”，越减越多，越亏越多，这就是现实。奖励利润实质就是“分红权改革”，本质是共享，完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共享理念。“分红权改革”在全国有1万多家民营企业的多年实践，更早则是300年前晋商票号发明的身股银股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当时的晋商票号300年长盛不衰，坏账率仅1‰，即使是现在，世界各国都做不到。搞活激励，亏损企业可以扭亏为盈，盈利企业的利润可以增长30%至80%，这个数字是我调查得来的。

　　实行“分红权改革”，不涉及改制，不涉及评估审计，不涉及员工下岗，不涉及资产流失，没有任何门槛，只要做就是了。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又一次到了改革脱困的时候。这一点，民营企业可以做到，国企为什么做不到？

　　辽宁日报：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对应，自然要提到发展民营经济，尤其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要做大做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何打通民营经济的淤阻点，进一步活跃民营经济？

　　梁启东：应该承认，民营经济是东北振兴的重要力量。当今中国，哪个地区民营经济发达，哪个地区经济就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实际上就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因此，东北振兴是全面的振兴，而不是一个产业、一个项目、一个企业的振兴，尤其是老百姓得富起来，这就要靠活跃民营经济。打通民营经济的淤阻点，关键在营造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除了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待遇不公等政策环境、执法环境外，很重要的是产业配套环境的完善。

　　陈永杰：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大发展，必须思想观念大解放。新体制机制建立的前提是要有新观念。国家从法律法规与政策上已经完全承认并支持保护发展民营经济，但这还不够，还要在理论分析、政治判断、道德价值、观念教育和社会舆论上公开明确阐述，中国发展民营经济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规律。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只有功能作用不同，而无高下优劣之分。彻底消除旧观念和偏见，根本解除企业家后顾之忧，是中国民营企业继续稳定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市场作用发挥不够导致结构失衡 坚定调整改革才能积蓄发展潜能

　　辽宁日报：结构问题是制约东北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破解的重点问题。怎样看结构问题的成因？

　　王小鲁：结构失衡突出反映在投资过度，使产能扩张过快，而消费不足，拉不动市场需求。东北地区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就集中地反映了结构失衡问题。结构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以投资和GDP增长为政绩，政府投资过量，挤压了民营经济。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常常是跟着政策走，而不是跟着市场走，导致供需脱节。第二，我们的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地方发展政策都在刺激投资，导致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宏观政策方面，财政政策是直接由政府投资，货币政策是用货币来刺激投资；产业政策方面，扶植某些部门的投资；地方发展政策方面，招商引资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这些政策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都起过积极作用，但叠加在一起持续使用的结果，就是造成过度投资。第三，政府的公共服务不足和社会保障支出相对不足，覆盖不全。这影响了居民消费，减弱了对增长的支撑作用。第四，现行的征地、卖地制度，使得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收入，鼓励高地价高房价，挤压了居民消费。第五，资源配置向国有企业倾斜，对公平竞争形成妨碍，很难实现优胜劣汰，严重影响效率、影响有效供给。

　　总的来看，过量的储蓄和投资导致产能增长过快，而消费没有跟上，因此大量产品找不到市场。这种情况就造成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越刺激、越想拉动经济就越拉不动，进而导致产能继续扩张，造成恶性循环。同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影响了有效供给。这些结构失衡的现象，实际上在市场主导的东部省份相对较轻，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更加严重。

　　辽宁日报：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特点，调结构究竟应该怎样调？

　　赵昌文：我所理解的调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结构优化。其实，调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战略，无论是之于全国还是之于东北。回忆一下我们以前熟知的一个提法，即“调整、改革、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这里的调整是有特殊含义的，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讲法，调整就是退，而且要退够。我感觉，今天东北产业领域遇到的很多问题恐怕都是需要调整的。换言之，就是要退，而且要退够。当然有人担心，只要退就会降低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少当前的财政收入，就会增加当前的就业压力，等等。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作这种调整，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压力会更大，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会失去千载难逢的机遇。

　　调结构首先要想清楚调整的方向。以制造业领域来说，不能一味地都往前走，都做大做强，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总体上，我个人的判断是，中国的制造业比例下降的时间偏早。现在看来，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还是有的。当然，重化工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比较严重，但不意味着所有的制造业部门都没有发展空间了。经过调整之后，应该说很多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还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调整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和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如果说服务业更多是由房地产、金融这样一些服务行业支撑的话，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宁愿不要这样的结构优化。所以，观察经济结构的变化，一定要看它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而不能只看数字。服务业对营商环境的要求比制造业更高，这就涉及到东北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问题。我想未来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王小鲁：对于调结构，我总结有十件事要做。第一，减少政府干预和保护，简政放权，促进公平竞争，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外，减少不必要和低效率的政府投资，停止货币刺激，控制信贷扩张，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否则无法做到去杠杆。第三，改善市场环境，鼓励公平竞争，促进创新创业，促进效率提高。第四，清理特惠政策，实行普惠政策，普遍降低企业负担。第五，主要靠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去产能、去库存，对“僵尸企业”要停止“输血”，而不是靠行政手段去平均分配压产能任务。第六，推进土地流转和建设用地市场开放，挤压房地产泡沫。第七，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加强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鼓励居民消费回升，让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第八，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第九，改革财税体制，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第十，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推进政府改革，从过去那种经营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从替代市场转向服务市场。

　　如果我们能够推进这样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未来的经济增长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只不过目前要度过这样一个相对增长率低和以结构调整为主的时期。

　　在振兴视角下调整工业内部结构 发展依托重工业的消费品制造业

　　辽宁日报：近日印发的《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明确在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工作任务。在产业振兴方面，应该有怎样的具体布局？

　　李凯：目前，很多人建议大力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我想提出一个不同的视角，即关注工业内部结构。我认为，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是造成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和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工业内部结构恰恰是东北振兴的关键，要提到振兴战略的高度来认识。通过工业内部结构调整，产生新的工业增长动力，这是一个重要思路。

　　东北的比较优势产业，大多数是传统产业，其中能源和原材料产业优势最大。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继续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主导产业，那么我们还是选择了老产业，产业结构调整就不会走出这样一个怪圈。产业政策本身具有导向作用，那么今天东北振兴要采用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我们认为，东北振兴的产业政策应该服从于区域振兴，是区域政策下的产业政策，而不是产业政策下的区域政策，不应是哪个产业重要就发展哪个，而应是哪个产业能使东北富裕起来振兴起来就发展哪个。

　　辽宁日报：这涉及到对产业调整的视角转换。

　　李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仍然延续原来的路径和优势，东北就不会突破现有的产业格局，这样的产业格局对东北区域发展曾起到支撑作用，但现在是一个束缚。因此，需要重新考虑振兴的视角。我们认为，应该依据市场需求选择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在保持优势产业的同时，着力转变供给结构，跟上国内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尤其是在市场规模巨大的下游消费品生产行业中找到突破口。不能再走传统重化工业的老路，提倡重返轻工制造业，重返消费品制造业。再准确一点说，我们不是要去掉重工业，而是要发展那些依托重工业的消费品制造业，从这个视角为东北振兴找到重要支撑。

　　破除垄断鼓励民间投资 透过亮点看到未来发展新动能

　　辽宁日报：谈到“东北问题”，除了一些共识性问题外，我们注意到一个值得研究的新现象，那就是上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应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陈永杰：长期以来，我国民间投资一直大幅高于全国投资增速，更远高于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但去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逐步下滑，以至于在今年6月首次出现负增长。究其原因，是长期、短期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东北的情况与全国一样，许多方面更为突出。客观分析，主要原因有五个。

　　经济增速降低。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期，全国投资包括民间投资不可能再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势头。投资增长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自然推动结果。我国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的60%以上，在竞争性行业领域，民间投资大都占80%以上。竞争性行业领域多数均为产能过剩行业领域，在国家对其实施比较严厉的去产能政策的条件下，这些行业投资增速迅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状况就成为必然。

　　投资信心下降。民营企业财产安全感缺乏与投资信心不足现象近年加重。

　　政策制定滞后。总体上看，国家对民间投资的政策调整与完善的步伐，往往滞后于民间投资发展对国家政策改进需求的变化。

　　政策执行受阻。原因有三：一是政策执行者的认识存在问题，执行起来比较消极。二是部门权力受损，往往采取抵制态度，或在具体操作环节设置障碍。三是个人利益受限，于是办事消极。

　　境外投资存在“虹吸”现象。境外投资的相对比较优势明显，吸引国内民间投资的部分存量与增量转移境外。

　　辽宁日报：应如何鼓励民间投资提振信心？

　　陈永杰：从当前与近期、中期看，稳定经济必须稳定投资，稳定投资必须稳定民间投资。增加政府投资可以短期稳定整个投资，中长期投资稳定必须主要靠民间投资这一内生性投资来源。为此，必须在提振信心、鼓励民间投资上采取更为重大、更为切实的政策。

　　第一，全面树立新观念，充分肯定私人财产与企业家财富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民营企业有原罪，这是不少人潜藏在心底的看法，也是不少民营企业家心中的顾虑。这是中国民营经济政策的合理制定与有效执行的重大障碍，也是民营企业正常经营、顺利发展的一大羁绊。中国民营企业家财富的来源，合规合法正当，取之有道是主流；违规违法失德，取之无道是支流。因此，要推动全社会广泛形成共识，全面树立新观念，充分肯定、客观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私人财产与企业家财富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第二，彻底打破垄断，破除行政垄断，规范自然垄断，打击市场垄断。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垄断，是集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和市场垄断为一身的综合垄断，以行政垄断为保护，以自然垄断为凭借，以市场垄断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鼓励民间投资，必须彻底打破垄断经济。要针对不同类型与性质的垄断，采取不同政策措施，各个击破，最终从总体上彻底破除垄断经济。

　　第三，完善财产平等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推进行政与司法执法公正，为民间投资提供永久性安全保障。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合法权益需要更完备的法律和政策。消除民营企业投资安全的担忧，公平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都直接依赖于司法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第四，强化政策预期与执行，提前发现问题，及时出台政策，监督政策落实，提高政策实效。当前，一定要破除一些政府部门机构及工作人员对民营企业与民间投资的旧见、偏见与谬见，克服一些工作人员的懒政、惰政与不作为、少作为。要全面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切实处理好政商的“亲”与“清”问题。特别要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推动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早日真正形成。

　　辽宁日报：东北经济发展面临诸多严峻问题，社会上唱衰论调流行。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东北振兴的希望何在？

　　赵昌文：对于东北问题现状，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应该说，最简单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标准。从当前来看，很多产业领域的情况的确不是太好。对此，要放在全球、全国经济的大背景下来看。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多年来东北经济和产业发展中所形成的内在矛盾和问题，遇到全球经济出现大的变化和“三期叠加”的新情况后，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了。如果不是出现全球金融危机，东北的情况不至于像现在这么严重，尽管那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当然，这个危机也给我们发现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机会。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在当前形势下要注重调整，也就是抓住当前这样一个有利时机，把过去多少年来没有发现，或者说发现了但没有解决的问题，真正解决好，这就是东北未来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东北当前存在的问题，没有必要过度解读，我宁愿将其理解成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给东北未来发展带来的一次新的调整机遇。

　　梁启东：我认为要透过东北经济新亮点来看发展新动能。东北经济形势并非一无是处，相对而言，可用“四个难受四个不难受”来概括。一是工业难受，服务业不难受。目前服务业发展势头较好，如辽宁旅游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文化体育娱乐类消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传统产业难受，新兴产业不难受。第三，重化工业难受，轻工业不难受。第四，政府难受，老百姓不难受。政府财政收入下降，但居民收入增加，社会稳定。因此，不能妖魔化东北。东北经济还是有亮点的，服务业、农业、新兴产业、轻型产业和中小微企业都有亮点。

　　科技成果转化呈“三个并存”局面 东北急需构建区域一体化体系

　　辽宁日报：东北地区拥有较强的科研基础和科技实力，但科技与经济发展融合度并不高，在创新方面表现也不突出，怎么看这种现象？

　　赵继：东北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和成果流失等现象，有以下原因，一是体制机制障碍。二是企业科技创新内生动力普遍不足。三是科技成果和人才流出。据统计，东北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有70%至80%未在本地转化，未给本地带来效益。四是研发投入相对较低。五是风险投资不活跃。六是科技成果转化资源配置不足。总的来说，东北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现状呈现出高校科研院所“供给相对丰富”与区域企业“需求明显不旺”并存、科技成果转化“流出严重”与“本地转化率低”并存、“科技研发投入不足”与“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并存的局面。

　　辽宁日报：如何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引领区域产业转型发展？

　　赵继：关键是完善创新体系，改革体制机制，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东北区域一体化。

　　实施区域一体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东北地区应在国家相关政策和基金支持下，联合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针对性政策，构建导向清晰一致、功能差异互补、促进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体化政策体系，实现科技成果在东北区域内自由流动。建设互补互通的创新特区，借助一体化政策的运行，形成东北科技成果转化走廊。通过区域一体化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引进项目、促进发展。

　　打造区域一体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从原始探索到产品共分四步，即基础理论研究、共性关键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及功能验证、产品生产。其中，前两步70%以上由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做，第四步的主体是企业，第三步的主体非常模糊，也是卡住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建议搭建区域一体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技术+资本”，明确第三步的政府主体责任，形成一个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链条。

　　共建区域一体化的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基础设施。东北地区发挥区域互补优势整合资源，联合争取在东北地区布局国家层面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创新中心、国家实验室等，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带动科技成果转化，扭转目前东北高端人才外流的趋势。通过重大科技突破和成果产业化，培植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构筑区域一体化的成果转化与投融资服务体系。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是实现成果转化的着力点和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建设的关键所在。构筑东北区域一体化投融资服务体系，成立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并与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积极对接，统筹财政科技投入和科技金融政策，积极引入社会风险投资，带动社会资本，嫁接全球资源，推进并完善股权投资体系建设，实现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与投融资的区域联动。

　　对话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

　　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李凯

　　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原主任、大成企业研究院副院长 陈永杰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周放生

　　东北大学校长、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院长 赵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赵昌文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梁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