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过程，与工业化、城市化是一脉相承互为因果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因此，20世纪中期国外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理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从宏观角度研究劳动力群体转移行为的“刘易斯理论”“乔根森理论”“拉尼斯—费景汉理论”“托达罗理论”以及从微观角度研究劳动力个体转移行为的“推—拉”理论，以及“成本—收益”理论。这些理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及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方式和方向上的特点等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尤其是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为前提阐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二元经济模型的“刘易斯理论”，和从城乡两方面因素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推—拉”理论，以及“托达罗理论”提出的“期望收入”的概念，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建立和转移模式的探索提供了借鉴。

　　我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开展了30多年，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同步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在我国表现得更为复杂。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不能同时完成就业转移和身份转变，因此，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被分割成两个阶段，即农民向农民工转变，和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从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亦工亦农转移”论、“劳务输出转移”论、“复合转移”论、“就地转移”论等理论。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的探讨，因此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如何实现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而不是“身份”转变。

　　近年来，随着“民工荒”现象的日益加剧，尤其是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向中西部地区的蔓延，引起了学术界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激烈争论。以蔡昉为代表，从我国人口转变角度出发，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以王德文为代表，认为刘易斯拐点有两个，我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个拐点，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转移完毕。以周祝平为代表，认为劳动力供求形势变化是由人口转变和经济繁荣引起的，劳动力转移远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虽然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尚无定论，但从劳动力供给态势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变化可以得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有限剩余”阶段。新阶段转移环境的改变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状态的改变，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目的从单纯地将剩余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向城乡统筹合理配置劳动力转变，使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方式从异地转移为主向就地就近转移为主转变、将转移层次从低层次的就业转移向高层次的市民化转变，而这一系列的变化将使我国一直以来建立在东西部之间双向依赖关系之下的原有转移模式受到冲击。因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阶段下，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找到适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的新转移模式，成为放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也是在“有限剩余”背景下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迫切需要我们进行理论探索的部分。